一头熊跳到了水里开始游泳，熊为了呼吸就把嘴巴张得越来越大，头也越抬越高，好让鼻子露在外面。随着头越抬越高、嘴张得越来越大，游著游著这头熊就变成了一头鲸鱼。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讲述了黑熊变鲸鱼的故事。（《物种起源》第一版）
编写此故事的人是达尔文，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被后人进一步推演为一个这样的地球物种和人类起源的情节──
大约40亿年前，在炙热无比的原始地球大气和海洋环境下，煮著一锅充满化学原料的浓汤，称作“原始汤”。在那锅汤里，化学原料通过化学反应合成为有机物，再碰撞出生物大分子，组合成一个最原始的细胞，然后逐步碰撞出多细胞生物，再到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慢慢地爬上陆地，成为两栖生物、爬行动物，然后再变成哺乳动物，变成猴子爬到树上，再下到地上成为猿人，最后变成有文明的现代人。
也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最初起源于一锅无机物混合的原始汤。人类的祖先一直往前追溯到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某个阶段的祖先是猴子，最最最最早的祖先是一锅“原始汤”。
达尔文是谁？他是如何提出生物进化论¹的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达尔文是如何提出“进化论”的
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生活在英国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前沿的物理、化学理论，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及整个世界，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样的环境为达尔文纯粹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富贵之家，是六名子女中的第五名。达尔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母亲娘家是著名的陶瓷业家族，母亲在他8岁时去世。父亲对达尔文的一生影响很大。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我相信父亲和全体老师都认为我很平凡，智力低于一般标准。”父亲曾经对他说：“你只关心狩猎、狗和捕鼠，将来你丢脸，家里也丢脸。”²
达尔文写道：“因为我在学校一事无成，父亲明智地早早让我离校，和哥哥一起入读爱丁堡大学。”在那里读了两个学期之后，父亲看出达尔文不会成为医师，于是让他转去学神学，预备当一名牧师。
为了当牧师，1828年达尔文奉父命到剑桥大学学习三年，依循父亲定下的计划，达尔文在1831年通过文学本科学位考试，时年22岁。剑桥大学的植物学导师约翰‧亨斯罗教授（John Henslow），对达尔文后来职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1831年夏天，英国王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帆船的船长费茨罗伊计划进行一次远程航行，准备取道南美洲、东印度群岛等地。船长准备邀请一个年轻的博物学家参与这次航行，负责保存沿途收集的各类标本，并送回英国给学者用于研究。亨斯罗教授推荐了达尔文。
从1831年12月“小猎犬”号启航到1836年10月回到英格兰的Falmouth，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船进行了将近5年的旅行，包括1835年经过太平洋的属于南美洲厄瓜多尔的Galapagos群岛。在旅途中，达尔文观赏到了世界各地的风光，包括原始热带雨林、地层、火山、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和各种民族风俗，物种的独特多样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按照嘱咐，收集了各种标本，带回了英国。
到了1859年，也就是“小猎犬”号那次航行结束的二十三年之后──达尔文50岁的时候，为解释物种起源，在一种强烈的为科学添加个人发现的愿望的驱使下，尽管当时科学界对生命的认识程度非常有限，他还是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来“进化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前言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将在这里尝试简要概述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进展，但我担心不完善。”真实反映了他当时心中没有把握的犹豫心态。
需要提醒人们的是，达尔文提出的只是一个个人观点，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有待后人剖析和验证的假说。
试想达尔文当时如果拥有今天的显微镜、分子生物学知识，看到细胞如此复杂、精细的结构和功能，他还会发表《物种起源》吗？
达尔文于1882年去世，终年73岁。他在自传里写道：“如果我可以多活二十年，又可以工作，我是多么应该修改《物种起源》，所有观点都多么应该修改。”
不管他本意的“修改”是何种含义，在今天看来，达尔文有关人类和物种起源的这套理论，的确需要被重新审视。
接下来我们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进化论”的具体内容，疏理进化假说的逻辑错误，列举人们为了验证它所做的实验和结果以及一些基本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家对它的评论。
二、进化假说的基本内容
往往一提到“进化论”，人们感觉好像那是一个已经被科学界承认的理论，其实不然。进化论从诞生到现在，从来都没有被证明过，它只是一个假说。
开头讲的那个“熊变鲸鱼”的故事，听起来像童话故事或科幻电影一样，被达尔文写进了《物种起源》的第一版，几乎是达尔文进化假说的浓缩版。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质疑“熊变鲸鱼”的故事，于是，达尔文在后来的版本中就删除了这个例子。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有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
共同祖先、物种演化
达尔文认为（下图）所有生物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先祖进化而来的，生物可以从一个物种演化到另一个物种。他根据各种生物之间的形态、结构、性状上的关联性，画了一棵进化树，也被称为“生命之树”。
物种按照出现时间的早晚依次排序，从树的主干部分逐渐演化到树的枝干和树叶。
一棵进化树有若干个节点，每个节点代表一个物种，而节点之间的线表示物种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假定人和猴子有共同祖先，所以人和猴子后面都有一根线指向他认为的一个共同祖先。
达尔文的“生命之树”草图（《物种起源》第一版）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达尔文还提出假设，自然界生物彼此之间为了生存而争夺有限的生存条件（如空间、食物、配偶等），存在着生存竞争。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
达尔文认为，在生存竞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那些对环境更适应的生物个体更容易存活下来，也更可能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假设前提。
三、经典科学研究的“三段论”
现代实证科学的鼻祖、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在著作《新工具》中提出，任何一门科学体系的建立，需要遵循科学方法论。
在科学方法论中，任何一个实证科学体系的建立，从提出到证明成立，至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观察现象；第二归纳出理论或假设；第三进行实验验证该理论或假设。
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首先要看第一阶段对现象的观察是否准确、客观、完整，然后要看第二个阶段的归纳是否合理，这些都是必须要满足的基本条件，还需要第三阶段的验证。如果只有前两个阶段而缺乏第三阶段的验证，则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理论。如果后人验证失败，可能会推翻或修改那个理论。
建立在实证科学体系上的现代科学、现代生物学同样遵循相似的规则。
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牛顿通过观察苹果落地的现象总结归纳提出的三大运动定律，之后得到了验证，成为经典物理学发展的基础。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牛顿定律无法解释观测到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所以科学家突破了牛顿力学的局限，通过观察、归纳和实验，提出了量子力学理论，成为现代物理学的重要支柱。
现代生命科学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也是在不断的观察、假设和实验验证的逻辑循环中不断更新着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又有多少理论曾经被人们一个个推翻，被更新成更加正确的、更加接近真理的认识。
举例说明，现代遗传学的鼻祖原是奥地利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格里高‧约翰‧孟德尔（Dr.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他在1866年根据观察到的豌豆植物杂交的子代开花的颜色的实验结果首次提出生物特征可以从亲代向子代遗传的现象之后，人类进入了生物遗传学时代。
1950年以前，科学家曾假设蛋白质是最可能的遗传物质，主要理由是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其复杂度似乎大于只由4种核苷酸组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但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实验验证，发现这个假设完全是错误的，于是推翻了它。怎么推翻的呢？
时间追溯到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和细菌学家弗瑞德里克‧格里菲斯（Dr. Frederick Griffith, 1879—1941）发现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化现象⁷生物进化论被推翻，并发现有一种耐热的遗传物质，把它命名为“转化因子”。
后来到了1944年生物进化论被推翻，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西奥多‧艾弗瑞医生（Dr. Oswald Theodore Avery, 1877—1955）、科林‧门罗‧麦克劳德医生（Dr. Colin Munro Macleod, 1909—1972）和麦克林‧麦卡锡医生（Dr. Maclyn J. McCarthy, 1911—2005）三位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后，首次证明格里菲斯所发现的这种具有遗传作用的“转化因子”是脱氧核糖核酸，而不是蛋白质。
又过了八年到了1952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戴‧赫尔希里博士（Dr. Alfred Day Hershey, 1908—1997）用同位素示踪法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才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为后人对核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获得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3年，美国哈佛大学雅各‧杜威华生¹⁰博士（Prof. Dr. James Dewey Watson, 1928—）和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著名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哈利‧康普顿‧克里克博士（Dr.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2004）进一步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树立起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两人因此同时在1962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此，人类才进入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时代。
回顾这段关于生物遗传物质的近九十年的研究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个科学假说，从提出到验证，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反复论证才能被承认。如果被证明不正确，原始假说被推翻或被其它理论代替也是很常见的事。
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不能例外，也应该符合科学方法论的一般规律。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物种起源》问世十三年（1859—1872）内，就出版了六个版本¹³，每一版都有改动，但这些改动只是达尔文为了迎合各方观点而做出的妥协和修补，总体概念和框架并没有太大变化。
达尔文虽然期待后人能提供证据来证明其正确性，但很遗憾的是，从1859年到现在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后人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发现不仅没有给他提供支持证据来证明其正确，反而对他的假说形成了鲜明的质疑和挑战。
也就是说，进化论实质上一直停留在假说阶段，没有通过第三个阶段的验证，缺少证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没能得到证明的“假说”。
四、根本错误：用“微进化”推导“广进化”
达尔文提出“进化”假说之后，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所以后人为了给进化假说提供支持证据，把它扩充成一个假说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个内容：“广进化”和“微进化”。
“广进化”是一个物种变成不同物种
所谓“广进化”，也被称为宏进化，是原始进化假说的核心概念，即一种生物演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也就是达尔文所指的物种演化，比如认为始祖猿进化到人。
瑞典植物学及动物学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发表《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开启了生物分类的序章，他因此享有“生物分类学之父”的美誉。
后人在林奈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将所有生物都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进行分类。
但进化假说却认为物种的产生有先后顺序，环境压力能选择那些具有生存优势的旧物种，使其更能成功地生存下来，最后带来物种的演化，产生新物种。这是所谓“广进化”学说。
具体来说，进化假说认为人类最早从简单的单细胞发展成植物、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成为两栖生物、爬行动物，然后再变成哺乳动物，变成猴子爬到树上，再成为直立行走的猿人先祖，最后变成有文明的现代人。
一个物种跳跃变化到另一个物种，是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种进化”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就是“广进化”。
“微进化”是“变异”不是“进化”
所谓“微进化”，描述的是生物种内的多样性、变异度，也就是同一个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水平变化，并不涉及到物种改变。
在某些情况下，当生物群体面临环境变化时，可能会出现更有利于某些种类的个体繁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种内变异，并不意味着新物种的产生。
飞蛾是“变异”不是“进化”
关于微进化、广进化概念之间的区别，还有一个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飞蛾的“工业黑化”现象是指飞蛾的颜色在工业革命后由浅色变成深色，这是一个曾经被用来支持进化论、被广泛引用的教科书级别的例子。
工业革命之前，在英国威尔斯农村的树林里，生活着一种胡椒蛾（Peppered moth）。其翅面多为苍白色，当它们停歇在白色的树皮或苔藓上时，与环境几乎融为一体。但工业革命后，由于污染造成浅色树皮和苔藓减少，白色飞蛾容易被捕食，这时出现了一种黑色的胡椒蛾，它能够更好地隐蔽自己，似乎逐渐成为树林里的主要族群。
在1998年《进化生物学》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重新审视了关于飞蛾工业黑化现象的原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实验方法存在重大缺陷，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飞蛾工业黑化现象。
然而，无论白飞蛾、黑飞蛾，都是飞蛾，都属于一个种，只是一种种内变异的现象。这两种颜色的飞蛾本来就存在，黑色的飞蛾在工业污染的环境里的生存繁殖力更高。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飞蛾这个物种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恰恰不是达尔文的进化假说所能解释的。所以，“飞蛾现象”后来被彻底否定了，人们不再用它来支持“进化论”。
耐药细菌是“变异”不是“进化”
在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细菌会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突变，从而生存下来，耐药性细菌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耐药性细菌还是同一种细菌，并没有变成另外一种细菌。
另外，使用抗病毒药诱发的病毒变异、使用杀虫剂诱发的害虫变化、使用除草剂诱发的杂草变化，都属于所谓“微进化”的范畴，上述那些物种并没有变成别的种类的生物。
其实物种之内的变异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举例如下：
不管何种肤色，都是人
以人类肤色的变化为例，不同的人肤色有所不同，但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或黄种人，仍然是同一个物种——人。不同肤色的人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居住的比例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住在哪里，都还是原本的人种。
不管红橙黄白，都是郁金香
2023年5月12日第71届加拿大郁金香节在渥太华开幕，逾百种郁金香分布在120个花圃中，有红色、橙色、黄色、白色，不管有多少种颜色和形状的郁金香，都是郁金香。
第71届加拿大郁金香节于2023年5月12日到22日在渥太华举办。
第71届加拿大郁金香节于2023年5月12日到22日在渥太华举办。
不管绿甲虫、棕甲虫，都是甲虫
因为绿色甲虫更容易被鸟儿发现并吃掉，而棕色甲虫更容易在树上存活下来，所以在树上生活的甲虫中表达棕色基因的甲虫更容易繁殖。但不管绿色还是棕色的甲虫，都是甲虫。两种甲虫都一直存在，并不是新产生出来的新物种。
不管绿甲虫、棕甲虫，都是甲虫。
不管大麻雀、小麻雀，都是麻雀
麻雀于1852年被引入北美。从那时起，北方的麻雀比南方的麻雀体形更大。这种差异可能因为：体形较大的鸟通常比体形较小的鸟更能适应在低温下生存，所以北方较冷的气候可能会有利于体形较大的鸟生存，所以北方生活的麻雀体形更大。但是不管大麻雀、小麻雀，都是麻雀，都一直存在着，也没有牵扯到产生新物种的问题。
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其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列举的都是所谓“微进化”的例子，他并没有观察到任何从一个物种变化成另一个物种的实际案例。他仅仅通过观察到的种内变异的现象，主观臆断地提出物种之间进化——“广进化”的结论。所以达尔文第二阶段的推理违反了基本逻辑常识，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的支持者为了给达尔文的“广进化”提供证据，把种内“变异”的概念强加到进化理论体系里，换了个名词叫做“微进化”，试图达到混淆概念、模糊与“广进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相信“广进化”的目的。
“微进化”不等于“广进化”。
直到现在，如果用evolution这个词来在科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所得到的论文都是在谈物种之内的“变异”，而没有一篇文章能真正提供达尔文所提出的一个物种能变化到另一个物种的证据。
而任何一个新物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新基因（新信息）的产生，但是现有的实验都没有观察到。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伊恩‧麦克里迪教授（Prof. Ian Macreadie）这样评论进化假说：
“你在实验室里看到的要么是基因复制，要么是现有基因的重组，要么是有缺陷的基因（信息丢失），它们可能有助于微生物生存——比如药物不能有效地结合上去，但是你永远不会看到细胞中出现任何新信息。有时，一种细菌可以将信息‘注入’到另一种细菌中，因此它对这种细菌来说是‘新的’——但这种信息必须在某个地方出现，而我们从来没有观察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很难想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会相信真正的（遗传）信息可以从无到有，自行产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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