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四十岁的生日过完了。
这座城市兼有两个特殊身份：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中国兼有这两个身份的城市只有深圳和厦门。
但无论在经济特区还是计划单列市的序列里，深圳都是遥遥领先的翘楚。
2019年，深圳的经济总量（26927.09亿）是另外四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之和（17434.02亿）的1.54倍，超过大连、青岛、厦门三个计划单列市的经济总量之和（24738亿）。
深圳拥有上市公司（含A股、港股、美股，下同）427家，是另外四个经济特区之和（176家）的2.43倍，是另外四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之和（255家）的1.67倍。
类似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资金总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深圳几乎都超过其他几个同类城市的总和。
随着深圳经济总量对广州、香港的相继超越，深圳“大中华区第三城”的地位，更让这个城市到处流传着轻则扩容、重则直辖的想象。这种想象在深圳四十岁生日的前后达到了高潮，但最终中央并没有任何这样的安排。
深圳不是直辖市或省会，在许多以行政序列为单位配置的资源上存在天然的短板。深圳没有原985/211大学的本部，医疗资源相当紧张，在很多人看来，深圳在公共福利上的种种问题，只要直辖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这显然没有理解“深圳奇迹”的实质。深圳作为广东省辖市，而非直辖市，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决定。如果深圳在一开始就直辖了，深圳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深圳。既然深圳已经成为了今天的样子，那么深圳也就没有必要再直辖。
广东人把不讲广府话的人通称为“北方人”。1979年深圳建市，1980年特区成立，至今四十多年来，深圳完全是个普通话主导的没有方言的城市，可以说是珠三角的“北方飞地”。从心理层面看，“深圳人”概念从一开始就并不是“广东人”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独立的认同。
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成为深圳应该直辖的理由。相反地，深圳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的事实，让它得以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沿着最小阻力线前进。
其一，正是因为没有直辖，深圳才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深圳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的诸多行为和观念，不仅开一时风气之先，更被许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以至于1984年邓南下题词前，有人说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都是资本主义”。
深圳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大胆试、大胆闯”，这和深圳作为广东省省辖市的地位是有关的。如果深圳是直辖市，行政级别是正部级甚至高配更高级别的“一把手”，就必然要求它在政治上更加“求稳”。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具有经典模式和范本意义的探索和创新，都是由相对低层级、低政治地位的地方首创的深圳直辖，譬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佛山模式等。
同时，深圳作为广东省辖市，和广东省在推进改革的问题上形成了极好的默契。由于深圳是经济特区，特区的政策只能在特区内适用而并不推广到广东省其他区域，所以在特区里做试验，成了都是深圳的，不成对广东省的大局也没有那么大影响。但同时，广东省作为中央的问责主体，还可以对深圳试验可能出现的争议来兜底，有政治压力首先传达到广东省，在广东省和深圳市之间形成了缓冲的空间。
当时，深圳和全国其他地方（甚至广东省其他区域）事实上存在市场和计划的基础经济制度代差。更直白地说，一件事深圳干成了，一切好处归深圳；深圳干砸了，政治风险广东兜。
其二，正是因为没有直辖，深圳才没有成为“福利高地”，陷入要不要保持开放、以什么程度保持开放的纠结。
在现行体制下，直辖市意味着可以以省一级的省份参与全国性资源的再分配。就深圳而言，如果它一旦直辖，教育、医疗等资源都要和广东省“分家”，而深圳的原985高校录取率必然会远远高于广东省。（天津、重庆的985录取率都远远高于河北、四川，以至于985录取率高已经几乎成为天津最大的优点）
深圳不是天津、重庆，深圳是中国生意机会和就业机会最丰沛的超级城市之一。很多人并不会因为天津或重庆的福利较好就去那里工作，但深圳如果成了“福利高地”，它的地位就将和北京、上海非常类似。
如果深圳在行政级别上比肩京沪，深圳还能不能维持现有的如此宽松的落户和公共服务政策，就会成为大问题。目前，深圳对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几乎没有落户门槛，对于未落户持有居住证的居民也可以提供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才有了“来了就是深圳人”之誉。
如果直辖了，深圳也像京沪一样相对抬高落户门槛（上海最近的985毕业生落户新政，只是跟自己比相对降低了门槛，但和深圳的门槛仍然完全不可比），深圳就会失去它赖以支撑的活力之源。
深圳最大的优势之一是产业集群的高度集中。深圳所集聚的全国性资源虽然远远强于其他城市，但相较北京、上海还是较少的，因此工业和工业就业人口对深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北京、上海。
2018年，深圳拥有超过418万的制造业从业人口（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是京沪两市制造业从业人员之和的1.21倍。深圳不可能学北京、上海，它如果根据学历、收入这些条件对外来者“挑肥拣瘦”，无疑会在制造业这个核心领域“自废武功”。
如果直辖之后，深圳仍然保持现有的“开放”，同样也面临不少麻烦。更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将会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加剧公共服务资源的紧张，抬升房价。而如果深圳房价继续暴涨，又会反过来加剧深圳产业空心化的压力。
深圳不直辖，才不用面对要不要继续敞开大门的“两难”。
其三，正是因为没有直辖，深圳才能和东莞、惠州连为一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初衷，并不是要把某一个城市捧起来，而是要让珠三角十一市共同发展，形成一个打破行政藩篱全域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大湾区。
说白了，建设大湾区的目标就是让大湾区内相对落后的城市在发展水平上能够和先进城市拉平。做大湾区，就是要让东莞、惠州都能够真正和深圳“融为一体”。
上图是深圳碧头和东莞长安之间的深莞界河茅洲河（白圈内横条及其左右延伸段）两岸卫星地图。很明显，深圳和东莞在物理上已经完全连为一体，从建筑的密度和都市化程度来看，南边的深圳和北边的东莞已经没有差别。
因为没有直辖，深圳和东莞、惠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福利鸿沟”，这使得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的外溢非常自然。既然深圳缺地缺资源，华为就可以把终端总部建到东莞松山湖。
假如深圳直辖了，成了一个相较东莞、惠州的“福利高地”，深圳的产业，尤其是中高端产业的外溢，显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如果深圳的从业人员都享受着“直辖市”级别的福利，是断然不会愿意外迁到别的地区的，这必然会加大产业转移的阻力。
在那样的情况下，茅洲河两岸看起来差不多的这种现象，就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珠三角九市之间的人口和资源流动较京津冀、长三角都更加便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省界藩篱，没有福利上的水位差。
事实上，东莞正是深圳产业外溢的最大赢家。深圳2019年GDP（26927.09亿）是2000年（2187亿）的12.31倍，东莞2019年GDP（9482亿）高达2000年（489.73亿）的19.36倍。东莞经济增速在过去二十年跑赢了深圳，东莞的经济总量从深圳的22%上升到35%。
深圳和东莞这样的良性互动关系，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范本。如果深莞在交通、产业和公共服务上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同城化”深圳直辖，那又何必再纠结东莞南部的几个镇是不是划给深圳呢？深圳要发挥自身的功能，本来就不是靠自身地理疆界的扩张，而是靠产业上的辐射和带动力。
其四，正是因为没有直辖，深圳才能和广东保持暧昧。
虽然在财政上，深圳和广东是“分灶吃饭”，但是对广东省而言深圳始终是一张“王牌”。
虽然深圳的大部分财源直接上解中央，但深圳对广东省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反哺。
首先，深圳在广东省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地位的“定海神针”。广东和江苏的GDP竞赛，深圳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下面这张图的蓝线，代表广东GDP领先江苏的绝对值，橙线代表深圳GDP领先苏州的绝对值。
从2010年到2013年，广东和江苏的经济总量绝对值差距都在缩小。从2013年到2015年，两省经济总量之差连续三年小于3000亿。但到了2017年之后，广东和江苏的差距迅速拉开。
但深圳对苏州的差值，却是越拉越大。2010年，深圳GDP是9511亿，苏州GDP是9223亿，相差只有282亿，苏州GDP已达到深圳的97%，几乎快要超越深圳。但到了2015年，深圳和苏州的GDP差值已经达到3000亿，甚至超过了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差值。
就2015年之后的情形来看，广东和江苏的GDP之差几乎就是深圳对苏州的GDP之差，2019年深圳GDP比苏州高7691亿，广东比江苏高8040亿，也就是说，广东对江苏的总量优势，有96%都是深圳对江苏老大苏州的优势。
如果没有深圳一路高歌猛进，广东省的第一经济大省地位是实实在在地面临威胁的。
第二，深圳产业的外溢效应，可以让广东省直接受益。紧邻深圳的东莞、惠州等城市，那可实实在在是财政、计划都属于广东的，深圳搞得好，资源自然而然流向周边，对广东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深圳本身亦会分担对口支援等省一级层面责任。深圳虽然财政并不过广东省，但也要参与省内对粤东西北的对口支援，当广东省对汶川地震灾区、西部地区省份进行对口支援时，深圳也要按广东省的一部分分担专属任务。
譬如根据广东省的计划，河源、汕尾两个市就是深圳对口支援的，汕尾还设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因而说广东的“穷兄弟”只有广州来帮深圳不帮，也是偏颇的，虽然深圳贡献出来支持其他地区的力度整体弱于广州，但深圳在广东省内也不是只得好处不尽义务的。
所以，深圳搞得好，它也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以支持广东省内的均衡发展。
因为这些原因，广东省会虽然不在深圳，但广东省给深圳的资源和支持力度，是明显大于其他沿海省份对计划单列市的支持力度的。因为广东对深圳有许多实实在在的需要。
如果深圳直辖，广东和深圳的这种“暧昧”关系将彻底不复存在。广东省将会“举全省之力”发展广州。深圳服务业的资源和基础本身不如京沪雄厚，时至今日广州仍然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性服务业中心，如果广东省走向完全的“强省会”战略，对深圳无疑是个很大的冲击。
上图是以地级市为单位，该市外出人员去向最多的城市的“势力范围”图，就颇能说明问题。
川渝分治之后，四川坚定实施“强省会”战略，成都也自然而然对全省具有更强向心力。四川除了泸州、广安两个城市的居民优先迁徙目的地是重庆，其余所有城市的优先迁徙目的地都是成都。
深圳和广东同处一省，从心理上客家人普遍将深圳视为优先的迁徙目的地。上图就能看出，广东乃至赣南的客家地区都是深圳的人口腹地。
如果粤深分治，这种情况就很可能发生变化，就像川渝分治产生的结果一样。当然有人要说，成都第三产业本来就比重庆发达，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高于重庆，所以川渝分治后四川省人要继续去成都很正常。但深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高于广州，“人往高处走”广东省的居民会继续去深圳，和成渝关系并没有可比性。
这样的看法也失之静态。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福利高地”问题，如果深圳的“开放性”低于广州，省内人口落户深圳显著难于广州，那人口迁徙的主方向就会变成广州；如果深圳的“开放性”继续保持，低门槛条件下的人口涌入同样会进一步推高深圳房价和生活成本，进一步降低深圳的“性价比”，从而影响新广东省居民来深的意愿让他们后续考虑广州。
要之，对深圳而言，副省级的行政级别、经济特区和先行示范区的制度安排、计划单列市的财税安排，是精心设置的结果。
这样的安排，最大限度地平衡了中央、广东省和深圳市三者的利益。行政级别有权威，但不至于面临过大的政治压力，才能为改革和试验创造空间；相对独立的财税安排保障了城市自主性，但又不至于形成行政藩篱和“福利高地”。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位，深圳才能够在国内大城市中保持最大的开放、包容和创新，使它既不至于在广东省内“吃亏”，又不至于变成另一个北京或上海。而这正是深圳在整个中国最独特、最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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