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战的电影 朱超亚丨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朱超亚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摘要：在旧中国，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市场长期遭受美国的文化侵略，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为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使侵略的规模达到最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维护电影发行市场稳定和保证从业人员就业的情况下，分步骤采取措施，限制并彻底肃清了在华放映的美国电影。

关键词：美国电影；文化侵略；发行放映；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朱超亚（1994-），男，江苏泗洪人，文章发表时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

文章出处：《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2期，援引请以原刊为准。

旧中国的电影有“一城电影”之说，这里“一城”就是指上海。这个说法除了上海云集了旧中国绝大多数的电影制片业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上海的电影院不但数量众多占全国的大多数而且在装修、设备、服务等方面都是国内一流的。

仔细考察电影发行放映史就会发现，旧中国以及上海的电影放映产业长期被美国人垄断：一方面，旧时的上海市民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为电影放映业提供了良好的温床，于是一些美国商人靠雄厚的资本在上海设立了一大批装装修豪华的电影院，这些影院让美商从根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电影放映业——一般情况下这些影院只放映美国电影。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布景华丽，故事性强，多爱情、凶杀、侦探等题材，更能够迎合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此外，美国的电影工业高度发达制片能力强大，能够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片源，故能实现对放映市场的长期垄断。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美国电影公司“一手控制电影院，一手控制影片引进，形成垄断性的发行放映网络，基本上控制了当时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1]23。

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达到高潮。但是不久，为其实现文化侵略创造条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中迅速溃退，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长期进行文化侵略的美国电影的？为何一直到1950年12月，美国电影才被彻底清除？在清除美国电影之前，人民政府又对其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些问题还须进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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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1945-1949年）美国电影文化侵略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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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因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战争，美国本土原本就发达的电影工业持续一直生产，但太平洋战争阻隔了上海与美国电影的市场联系，积累的大量成片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中国市场。除了前述的发行放映网络之外，战后美国电影对华文化侵略能够达到高潮还有以下原因：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中美贸易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美进出口政策为美国电影的倾销创作了政策性条件。1946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相关政策为输入与放映保驾护航，美国电影长驱直入风生水起，进入了‘黄金时代’”[2]。从旧中国海关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惊人的增长：战前最近一年即193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824272公尺，占当年总数的72%[3]。而到了1946年，也就是战后当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4755695公尺，是1936年进口美国电影的5倍，占当年进口外国电影的91.87%，即中国平均进口十部电影就有九部来自美国。

1946-1948年中国海关进口已冲洗标准宽度35mm电影软片情况表

图表1 数据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4]

（二）民族制片业的艰难恢复

民族电影制片业在抗战前后受到的重挫也让美国电影的倾销有机可乘。在抗战之前，上海本土的电影制片企业几乎全部为私营，“八·一三”战火使私营电影制片业受到重创，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之前，“孤岛”的私营电影制片业一息尚存，但日军占领租界之后，私营电影制片业也随之失去了最后生存的空间——1942年春，日本方面的川喜多长政、汪伪方面的林伯生在投靠日伪的新华影业公司的总经理张善琨的配合下，以“保存上海影业”“重组电影业”的名义强行合并了上海残存的十二家小公司，组成名义上为民营、实际上为日伪资本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成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一家电影制片企业。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将“中联”与日伪治下的发行、放映机构合并，组成完全由汪伪、日本与“满映”控股的官办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伪“华影”）。战争结束之后，伪“华影”并未发还民营，而是被国民党中宣部系统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所“劫收”，合并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为了实现长期垄断和文化愚民的目的，国民党当局规定“老厂可以恢复，新厂一律不准成立”[5]94，后经社会各界反对，才废止这条规定。上海战后最重要的几家电影公司，“国泰影片公司”、“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等都是上海“光复”一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下半年之后才陆续成立的。

民族电影的恢复一直处于艰难的过程——除了物价暴涨、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等原因外，胶片匮乏问题也一直制约着民族电影的恢复。

1947年下半年关于二战的电影，国民政府曾颁布《影片进口限制令》，“胶片被海关列入禁止输入类之一种”[6]。这一政策严重的伤害了电影制片业，一时间“沪存胶片不敷应用，且价涨三四倍”[7]1。当时，制片企业不惜“走私”胶片，甚至出现了明星李丽华参与夹带走私胶片在海关被抓的报道[8]1。为了获得被海关截获的胶片，私营制片企业甚至不得不呈文当局要求海关拍卖截获的胶片[9]。此外，在此情况下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借机欺诈私营制片业，如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名下“扬子建业公司”就曾将过期的几万呎胶片高价卖给“国泰”，导致“国泰”公司损失惨重——“冲洗之后一片白色，只能重拍，损失是很可观的”[10]。

随着前方吃紧，为了掠夺更多的外币购买物资，自1948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改变了对私营制片业的压榨方式——允许胶片进口，“饬令各制片公司每月需片数量的申请，并呈中宣部，再由中宣部审核后，委请柯达公司统筹采购”。但是这并不是“福利”政策，因为附带要求影片“如果运往国外，或香港南洋一带上映，其上映所得收入，必须悉数送交中宣部”[11]。这一附带政策名为“以备急需采购之用”，实际上是为了从制片商手中获取海外拆账的外汇票房。同时，政府还严格限制银行兑换给制片企业用以购买胶片等器材所需外汇的数额。有关这一政策的影响，当时报刊有如下报道：

“

据本市电影制片工业公会报告：该会现有会员九家，每月约可制成新片十部，所需胶片约为底片四十万呎，副片二百五十万呎，声带片六十万呎，底片和副片各四十万呎，以上月需外汇的美金六万余元，但国产片的国外市场单以南洋、新加坡、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估计关于二战的电影，至少可获取外汇十万美元左右，例如今年二三月间，中电、文华、昆仑、国泰等四公司共取得政府外汇港币七五〇八二元，但结还政府的港币有一六八〇〇〇元，超过一倍有余[12]21。

当时制片业的同业公会为此要求政府在兑换外汇方面放宽限制——“胶片、洗印药粉等材料零件先就该会（制片同业公会）申报的实际需要数字照（兑换）给外汇”，而在外汇汇缴方面则由制片企业“于六个月后（即放映结束后）就拿到海外发行所得按出口给百分之六十供给进出口外汇”[13]21。然而当时制片同业公会的要求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有效答复。

一部分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变卖其他资产或举借高利贷继续制片，如蔡楚生在1948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夏云瑚检讨，（“昆仑”）公司资本美金四万，余悉靠借五分（月）息之美金债以事排片，而如此高利，更一年放债者即可获利百分之九十五”[14]238。此外，任宗德为了给“昆仑”增资“甚至典卖了两幢房屋，以解摄制经费的燃眉之急”[15]135。有一部分电影企业则因此停止了制片，如一向以资本雄厚著称“文华”居然因为胶片不够影响摄制工作，如《母与子》一片就只能制成三个拷贝，只够在上海放映，无法销往外埠[16]。对此，“文华”于1948年春停止制片，索性将急速贬值的钞票用于扩建摄影棚，而待到摄影棚建好已经到了1949年春，上海临近解放了。

民族电影恢复晚于“光复”一年，且一直在艰难中恢复。而国民党所领导的“中电”、“中制”产量非常有限，并且其产品绝大多数为反动政治说教性质的新闻纪录电影，很难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这种情况无疑更利于美国电影对中国市场的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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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1951年）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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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7]624。在阐述新、旧两种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8]655。列宁也曾经说过，“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对电影最为重视。对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无动于衷——“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20]。

“早在1947年初，当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牧之就预见到解放后可能出现美英片和旧中国消极片仍会大量充斥市场的情况”[21]120，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担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在1952年1月他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两年以来的电影工作时指出，新中国的国营电影“一上阵就面对着美帝电影在市场片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必须要马上担负起紧急的作战任务，以扭转电影市场的情况”，“首先，必须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40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22]213-234。因此，肃清美国电影被饶曙光等电影史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既定方针，也是新中国电影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为不如此的话，就不能‘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23]121。

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与以往只能进行笔端批判和政策规划相比，此时的共产党可以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彻底清理美国电影。然而，解放之初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清理美国电影，因为影院业是上海的重要工商业之一，看电影与看美国电影是上海城市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如果立即清理美国电影既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稳定市民的情绪。在解放之初国产电影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清理美国电影势必会导致电影院无电影可放、大量影院工人失业、市民无电影可看的情况，故清理美国电影需要从全局分步骤考虑。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0年底完全禁止放映美国电影，中间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根据内容采取的限制措施

禁绝美国电影的呼声在上海解放后高涨，如《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报道“上海各界已展开一个检举美帝国主义有毒影片的运动。连日以来，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皆以大量篇幅刊载各界意见和要求，并发表短评。各界人民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对上海各电影院所放映之美英影片，展开严正批判。指出目前英美等过低级恶劣的荒谬影片，泛滥市场，严重毒害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借这些反动影片，宣传其帝国主义威风，提倡种族歧视，歪曲阶级观念，卖弄畸形生活，诱导色情幻想，麻痹战斗意志等等”，“为此，各界一致要求政府，对此种不良影片，予以严格检查和取缔”，“上海文管会，已接受各界合理要求，决予以适当处理”。

正如《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解放之初上海的进步力量对美国电影的批评达到高潮。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些美国影片的反对者多是左翼进步人士、私营电影制片业经营者，并非普通的群众——美国电影在解放之初依然拥有大量的观众。解放前，进步力量也有对美国电影的批判，但当时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对这种左翼批判文章的刊登是保守的 ，解放后时局与新闻体制的变化让媒体对批判美国电影的文章不再保守。在众多清理美国电影的呼声下，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决定开始“予以适当处理”，对所有存沪美片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措施。

上海第一次对美片进行审查即是由以左翼影人为骨干的剧影协会发起的。1949年9月，新成立的上海市影剧协会下设由姚时晓、陈叙一、王世祯、梅朵、赵丹、蓝马六人组成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开始对上海积压的英美片进行审查，并将英美片划分为三类——“急查”（《青青电影》报道为“即时禁演”[24]）、“缓查”、“暂准放映”。

查阅上海市文化局有关这方面的档案，从档案中剧影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检查标准的一次变化可以看出剧影协会与党政高层对于审查、禁映美片的标准还是有一定分歧的：9月23日，委员会将标准定为两条——“1.平津地区的准映片和禁映片；2.本小组份子看过提出个人意见”，列出“急查片一百四十余部”、“缓查片三百六十余部”、“暂准方映片一百余部”[25]。

而9月26日，“根据舒部长[26]的指示，检查的标准更改为：今天所反对者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对世界和平运动而宣扬帝国主义武力与侵略思想挑拨战争的影片”，“为此此前所做的初步鉴定不能运用”。最终，检查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禁映名单。审片人员甚至表明自己也对一些影片的禁映与否产生了疑惑，在工作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六种无法判定的情况：

“

（1）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写美国以保护国身份如何帮助中国，为中国牺牲，中国人民如何感激等（有六部）；

（2）以污蔑有色人种残暴野蛮和白色人种残杀有色人种为题材者；

（3）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实际上宣扬资本主义武力者；

（4）以国际特务为题材者（数量很多）；

（5）以俄国革命时驱逐贵族表现同情贵族者（初步鉴定有一二部），

（6）京津地区禁演之影片，其情节较轻而不能包括在舒部长指示的检查范围之内者[27]。

剧影协会美片审查委员会的几位委员的疑惑，也说明绝大部分美片对是符合舒同等党政军高层对于电影之“无害”要求的，在国营电影制片厂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此次检查并未对英美片在上海的放映产生本质上的影响，英美片垄断的情况照旧（图表2）。

虽然，出于政治立场和抵制文化侵略的考虑，英美片一直被认为是“流毒”，上海解放后上海各大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批评层出不穷，甚至“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28]418。但在最初上海党政军的高层都不支持一下子禁映，“以免影院关闭，影院职工失业，而是采取通过影片审查，逐步禁映，压缩美国电影在市场的份额，积极推介我国的进步电影和苏联电影”[29]的方法。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记录了潘汉年（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毅（上海市长）对此的态度——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允许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照常上映，夏衍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电影’，我们中国不是也有过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30]419。出于维护电影放映市场稳定及保证从业人员就业且的顾虑，“宽大”对待美国电影显然是合理的。

1950年1月上海市全年各片上映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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