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尔斯看来，符号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
迄今读图盛趋，指示设计亦是所指的提炼，也许说标识是代表某种物体或可识对象的(能指)特征符号。
一旦能指不复存在，标识将丧失其符号性，特征便随于物体或对象，恰如“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同或符号，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也同卡西尔所言：“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运用符号系统识别于指示者或使记号显形之物同或符号，所以指示标识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尤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
‘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的道理。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指示标识设计更应做到认识对象，否则，指示标识的符号性将失语。正如巴尔特的看法：符号首先就有传达信号的能力，同时具备代码(code)的能力，否则就无法界别语言和非语言记号(sign)、记号系统、意指关系。
若是卡西尔则言：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到阻碍或遇到障碍的特殊情况下，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确定，不再被清晰地察觉。 如若不信，你在大街上胡乱大叫，谁也无法解读你在表达什幺？另外，还有一种导致设计失语的因素，即就是忽视了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 所以说符号是任意性的，任意性的符号必定会加大我们设计指示标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提炼、概括所指。故列一个设计到识读时思维次序表，以供学人参考。
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雕塑、交通信号等”。依据法相唯识学，八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统，如果眼识里的色分、相分是符号的第一次感知裁决，那幺指示标识里的符号就是再一次裁决。
这次裁决将会产生常见的三类共识性符号。
其一，象似符号，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关符号，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其三，规约符号，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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