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任我国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作为胡锦涛特使，参加美国总统里根的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偶遇了前苏联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寒暄之后，李肇星问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面色严肃地回答道：“在各国领导人中，我最佩服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
回溯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世界都抱着看戏心态，等着中国“重蹈覆辙”，踏上失败的老路。
阴霾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与美国抗衡40余年的共产主义大国已然倾覆，无产阶级的旗帜交到了中国手中。面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排挤，承受着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渗透”，我国前进得步履维艰…。
然而，就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睿智的领袖——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了危机四伏的中国。不仅如此，他对新中国的“铁腕改造”，更是为现今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到底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承受了怎样的风暴？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又做出了怎样的傲人成绩？
而他又是如何扭转乾坤，让新中国坐上了扬帆启航的发展之船？
苏联大哥倒台：红色阵营痛失猛将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与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扛把子”，逐渐形成了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时至1991年12月25日，谁也没想到，飘扬了74载的苏联国旗，会在这天悄然落下。
那天，苏联的最高领袖——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了12分钟的演讲。他面色凝重地低头盯着发言稿，深吸一口气，缓缓宣布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新闻：经过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一致决定，解散苏联共同体。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决定即刻卸任总统职位。
在苏联高层一致同意解体时，没人能想象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但我们能从他的演讲词中窥得一二：
“事态发展背离了初心。尽管我不赞同解散这个国家，但分裂政局的意见仍旧占据上风。”
“原因已经很分明了：社会被官僚主义和命令的制度压制，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同时过度承受着军事产业的重担。国家的潜能被发挥到了极限，问题却仍未解决。”
“事实证明，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双重解放，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一个最高目标，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学会如何熟练地运用自由。”
细细解读戈尔巴乔夫演讲词里的内容，透露出3点明确信息:
第一，我不同意解体，但是其他人都同意了，无奈啊！
第二，从我老巴开始接手苏联，这就是个各项制度都有bug的烂摊子。但我没放弃啊，谁知道领导层说不干就不干了…
第三，要补好这个国家的漏洞，找回民主自由太难了！
戈尔巴乔夫没能阻止苏联走向分崩离析，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做了70年的“红色”实验，看学霸老大哥轰然倒台，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迎来低谷期。红极一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开始退热，许多原本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美国“招安”，转身对资本主义“投诚”。
更耐人寻味的是，苏联解体后分散成15个国家中，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多个国家，在脱苏后，更是毫不犹豫地归入西方国家的麾下。
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在经济领域想方设法摆脱与俄罗斯的勾连，在军事层面上，为了获得北约联盟的接纳与欢迎，更是接受了西方的无理要求,大开城门欢迎外国驻军到来…而针对这些依旧坚持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国家，西方世界更是极尽打压之手段二战是谁救了中国，百般针对与挑衅。
从1989年的东欧巨变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最终，仅剩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共5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解体，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军事安全层面来看，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北部的边境胁解除，这是积极的方面。
从外交层面来看，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周旋谈判的机会，从此必须直面美国的压力。美国具有超前的科技与军事硬实力，中国海军装备相比落后，无法突破美国在海空上的封锁，同时，中国也要承受美国施加的经济制裁等。
从政治方面上看，苏联倒台，象征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认为，中国要么走向分崩离析，要么被资本主义国家瓜分殆尽。
然而，苏联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新中国崛起。21世纪以来，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贸易国，无论是军事、政治、科技，或是国际声望，都稳居世界顶峰。
中国的腾飞，必须感谢邓公眼光之独到。其实早在苏联还未解体前，他就意识到，“苏联模式”在中国已然“水土不服”，必须“对症下药”，才能让社会主义真正扎根中国。
大刀阔斧改革：中国旗帜飘扬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邓小平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邓小平到底在哪些方面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又怎样拨乱反正，将危机化为转机呢？
外交上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作为当时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之一，他的失败绝对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然而，最终苏联闹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与它越发强硬的“霸权主义”姿态脱不了干系。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上台后，朝着霸权主义一路狂奔。
可以这么说，苏联早在与美抗衡开启冷战序幕后，其强势的霸权一面，已经隐隐露出苗头。
斯大林不仅对着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且经常通过军事扩张的理由，对盟国施加军事与政治压力，妄图侵占其国土完整，搞得许多依附苏联的小国有苦说不出。
中国与苏联看似亲密如兄弟，其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关系下降到冰点，并且由于苏联妄图插手中国内务，使得两国关系破裂到要发动战争。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苏联霸权心态作祟，妄图掌控中国。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
长波电台作为当时唯一能与深水潜艇保持联络的方式，是美苏“军事竞赛”的必要环节。当时的苏联，对于海军建设的发展意识很畸形，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现实情况，疯狂扩张潜的数量，对长波电台的需求也很大，同时，电台在哪里设立，怎么设立也很关键。
全面考察后，苏方认为中国海南是地理最佳设立点。一开始，中国积极响应苏联的决定，同意其设立长波电台。
毛主席亲口承诺，中国可以自行出资设立、维护长波电台，并在必要时对苏联施加帮助。然而，苏联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断强调“共同”二字，其目的是租借中国的港口、机场，甚至妄图在中国境内设立苏联的军事基地。刀都伸到了自己家门口，这谁能忍？这种变相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让中苏关系急剧下滑。
除中国外，很多其他友好盟国也经常受制于苏联沙文主义的胁迫。前文提到，苏联解体后，迅速倒戈的波罗三国——立陶宛、艾沙维亚、拉脱维亚，就是在1940年被苏军出兵占领后，被迫加入苏联的。从本质上看，苏联这种做法与“世界警察”美国毫无区别了。
邓小平吃透了苏联的教训，这种穷兵黩武的行为，不仅有损国家形象，而且对国内经济发展毫无帮助，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霸权主义注定没有朋友，而没有朋友则会寸步难行。他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苏联的惨败告诉我们，霸权主义、条约组织、集团政治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中国不应该继续卷入集团政治，而需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度代表团会晤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互利、和平共处。”从此之后，中国的外交原则，一直坚持这个路线。尽管历代外邦一直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更是坚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不动摇。
直到今日，中国的外交准则也绝无动摇，不主动挑起任何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对弱小国家的求助，都会友善地施以援手。而面对西方世界的不断挑衅，我国也绝不退缩，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先忍让；人再犯我，我必反击。”的原则。
有张有驰，有礼有则，彰显大国气度。通过这些原则，我国在几十年的外交之路上，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巍然立于世界之林。
军事上 精简武装力量
对外，邓小平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对内，他又敏锐地地发现了军事、经济层面的弊病，手起刀落。在军事上,精兵简装，建设现代化武装；在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以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核心目标;
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盘活解放之师，富裕人民物
纵观苏联解体，其内部经济体制僵化，把重心都偏移到军工业上，不仅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且收效时间漫长。在苏联的国民总产值只有美国的一半时，他的军事支出已经与美国持平。
国家财富全部投入发展军事，人民却吃不饱又穿不暖，民众幸福感低迷，不满的情绪在苏联内部膨胀发酵…。
牺牲了人民的物质富足，转而去追求所谓的大国威望，是彻头彻尾的“本末倒置”，这也是苏联解体如此痛快的原因，失去了民心的政府，注定倾覆。
我国也面临了武装力量过于冗杂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而我们的军事装备却比较落后，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劣势地位。
为了领土与主权完整，只能通过大规模扩充常备军来维护。1958年，我军人数高到670万，后期进行了缩减，也有将将400万。
随着二战结束，世界的主题也从战争偏向了和平与发展。和平年代却养着400万人口的军队，会出现两方面的弊端：
1、青壮年都在部队里，没人投入到劳动生产，经济拉不上来。
2、非战争节点却要养着400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国家财政压力巨大。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宣告进行百万裁军。这个消息，显示了党和政府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后，裁军消息一出，几乎全中国的军队里都炸开了锅。
人民解放军一直被视为新中国成立的英雄之师，现在为了长远发展，有一些士兵不得不离开军队，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怨声载道。
邓小平何尝不知道裁军会面临多少非议，在决定前，他多次和其他中央领导班子开会商讨，最终敲定了裁军决定。
他给周围的人算了笔账：中国当时每年的军需支出只有美国的一个零头，但是士兵人数却是美国的三倍。分摊到每个人口身上的预算少得可怜，这也导致我军的武装水平一直跟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准，时刻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当时有很多人劝邓小平，裁军可能会伤害士兵感情，但他的态度却始终坚定：“军队冗杂问题始终是需要解决的。我年纪大了，不怕背上恶名就做了，不能再把‘烫手山芋’丢给下一任军委主席了。” 这个铁腕领袖，即使步入迟暮之年，知道政策可能会招来非议，但为了国家，他还是这么做了。
总得来说，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邓小平带领我军做了两方面优化：第一步，从1985年开始，进行了主动大裁军，2年期间，常备军人口从400多万人锐减至300万人，裁军共计百万。
第二步，对现有军区实行整合，将原来的11个军区，优化成七大军区，十八个集团军。
我军不仅清理了备军人口，而且开始大力发展现代化水平的建设。同时，将重心聚焦于海军、空军与导弹部队的建设。苏联解体后，大量流出的科技成果与人才，相继被我军引入。
邓小平的这个举措，无疑是高瞻远瞩地。他不仅为社会经济打入一针”强心剂“，我军整体武装素养更是迈上了新台阶。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科技大爆炸的阶段：航母、潜艇、导弹、战斗机等大国重器的研究成果喜人。
经济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眼光之“毒辣”，在于他一开始就抓准了苏联的“病灶”：将生产力过度投入到军事工业，导致经济发展落后。两条腿的巨人，却只有一条腿壮大，注定跑不快也跑不远。
基于这个思考，在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已经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伟大的抉择，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我国一开始也是走这个路子）大相径庭，却契合我国当时的国情。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苏联并未吃透这句话的精髓，却雄赳赳地走向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
不可否认，列宁在苏联成立之初，为了快速度过困难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读与灵活使用。
然而，随着列宁离世，斯大林上台之后，一切积极的探索都被消除得一干二净，新经济政策被直接废除，苏联开始长期陷入教条主义，即非常严格的计划经济。
这种体制之下，苏联实行着单一公有制，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生产、管理经济，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和平时期，这种模式压制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毕竟无论工作努力与否，拿到的都是国家规定的份额。
它还带来了其他问题，官员插手干预经济，扰乱了市场秩序，并且促使苏联官僚之风盛行，贪腐问题时有发生。
更重要的是，可能是由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苏联开始了漫长而癫狂的军备竞赛。最终结果却是，苏联的军事水平空前强盛，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武器库满得都要扑出来。
但基本的粮油等生活物资，却经常供应不足，这就是典型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毛主席也早早指出过，苏联倾斜重工业，就会导致两条腿不能同时走路的矛盾。
邓小平又开始了反思：完全的计划经济，就是掐住发展的脖子，必须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贯彻“市场调节多一点”，“计划干预少一点”的方针。
当然，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用了14年的时间，才确定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及至邓小平开始抓经济，他先大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让人们体会到努力劳动、多劳多得的甜头，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接着，他又开始下一盘更大的棋，在国内有先后、有层次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全方位盘活中国经济。
攘外必先安内，苏联解体后，改革目标又直接调转车头，国内一开始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了稳定国民情绪，在苏联解体20多天后，邓小平就开始了“南巡”。
他不仅是来考察这几所城市，更是对长期扰乱大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主动回应。他先后到访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视察，并发表了被大家反复回味、品读的——“南方谈话”。
国内外形势复杂，中国到底能否坚定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能否将危机转化为动力，能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这是当下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南方谈话里重点的内容。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确保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战是谁救了中国，国家的手段能够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鼓励与支持市场自由发展，呼吁以国家调控为监管，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对于那些质疑“推行市场经济就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的陷阱”的舆论，他表示“无论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邓小平还讲到：改革开放大家不敢走不敢闯，就是怕最后演变为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任何一个经济手段，不是天生就姓“资”或“社”的，调控手段仅仅是工具，握着工具的手是不会轻易改名换姓的。
1992的1月19日，邓小平来到了广东视察，他先落地深圳特区。眺望着深圳特区日益繁华的景象，早年的泥泞小路、低矮的平房，早就被柏油马路、高楼大厦所取代。
邓小平信心满满地说道：“就拿特区来说，深圳特区的发展景象，早就证明了特区姓 ‘社’不姓‘资’。”
下一站他来到了珠海，在参观清朝海关遗址时，邓小平对珠海市委书记这么说：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必须时刻记在心里，旧社会的封闭锁国，让中国穷了上百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特区必须“放开手脚大胆搞”，农业和科学技术更是重中之重，轻视不得。
2月21日，南巡结束，邓小平返回了北京，而他在旅途过程中的谈话，被各大报刊整理了出来，如春风一样传遍了祖国的每个角落，史称《南方谈话》。
可以说，南方谈话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进一步释放了思想包袱，鼓励大家劲往一处使，为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做出努力。
要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GDP虽然也保持着增加，但是增加速度不稳定，市场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也没有达到最大化。且在改革开放开始的前两年，中国的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
而改革开放的靶子立得准，经济形势实现了起飞，1978年这一年，我国GDP增速达到了11.8%。
在1984年更是飞跃性地达到15.4%，这个记录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GDP增速最猛的数字，震惊了世界！
很多其他国家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转危为安”是一项奇迹，但只有深刻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历史从来没有“神迹”，盛世在于人为。
中国能在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坚守社会主义阵营，在于我们对共产主义崇高信念与一致认可；中国能够突破苏联固化的老路，探索出属于中国的特色道路，在于我们拥有眼光卓越、敢想敢做的领导班子；中国能够一路腾飞，永不止步，在于我们的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
苏联的失败，在于领导层放弃信仰，人民的心头失去火花….。
而桩桩件件的契合，造就了现如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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