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孟山
由于一则“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中山大学最近被人关注的焦点从“张姓教授性骚扰”转移到了“学生官”。在这份公告中，一大批同学被任命为名目繁多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专职委员。不少人的头衔后面还郑重其事地标着“正部长级”“副部长级”。
相对于涉及道德或法律的教授性骚扰的个案，200多个“学生官”对高校和社会现状的普遍象征性更为强烈。正因如此，公众对这起校园生活的权力闹剧才会特别关注。
这种关注源于几点因素，一是很多人不知道青年学生的简单日常生活中还有么多权力构成要素；二是大家认为对权力的崇拜开始得太早了，本就蓬勃朝气的青年才俊，却早早地幻想权力快感，这让很多人为之担忧；三是“官本位”思想无孔不入，对青年大学生生活的侵蚀过猛。
有些人批评那些批评学生者，认为这是个“合理现象”。在我看来，除了为母校和校友辩护的“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情感逻辑有问题之外官本位是什么意思，其社会逻辑并没有问题。
道理很简单，如果整个高校和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崇拜，谁也不要设想大学生会生活在真空中。就像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五道杠少年”，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
多年以前，在广东省政协座谈会上，当时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就曾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今这个现象在高校依然，有媒体前两年报道，某高校“青椒”自曝烦恼，称评教授还不如去当处长。在这种语境中，去要求一众学生不要官僚化，其实是有点苛责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学生官”的出现即使有一千个理由，公众包括学生们也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正如很多人在特定时空背景的各种要素推动下，做了违法违纪的事情，做了阻碍社会与历史进步的事情，追溯起来貌似逻辑具有合理性，但不妨碍行动与结果不具有合法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方面需要对青年学生官僚化、行政化的作为与作风进行批评、教育和矫正，另一方面，很多高校也需要反思自身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作风。
同时，所有的“社会化人”也需要反观自身的作为与理念。比如，作为家长，我们是如何引导孩子看待“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作为教师，他们对“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理念又是什么样子的？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如何成为“帮凶”的？
立足教育机构自身来讲，很多学校从小学开始就赋予“学生官”权力。比如，班长可以检查学生作业，如果认为谁做得不好可以让他重写。这种在学生看来“巨大的权力”会产生寻租空间，“学生官”的作业能让别人代写，“学生官”可以接受其他学生的贿赂让其不再重写作业，并以此向老师瞒报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对在“学生官”优越感充斥的教育系统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想让他们成为大学生后没有“学生官”的权力幻觉，太过于一厢情愿。
没有无因之果。正如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此事刊发的评论《“学生官”充斥校园不是哈哈一笑的事》中所言，“青年就如海绵，他们展示的是黑还是白，取决于从学校、社会的‘大缸’中吸收了什么。”我们不要奢想在学校与社会“大缸”中成长起来的“五道杠少年”，在升入大学后不会成为“正部长级学生官”。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大学生具有自清自净自我成长的能力与主动性官本位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不要奢望在“大缸”之水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会遍地都是沙漠中的绿洲。
□任孟山（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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