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不论是赞许的、反对的、持平的，无一例外都对他的倨傲、专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这说明他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在素质。从这方面来说，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低贱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峙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这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然而，他也有蛮横、短视、气馁的时候，这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业的深化，也预设了他身后一败涂地的陷阱。
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伟大与渺小，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杂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恰恰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
寡情而重义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镇压和打击反对派。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以杀止杀，以刑止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并以打击的强度考核官员，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领之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尽力，是士兵之过，杀之无赦。”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在此基础上，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殷正茂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殷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风波。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平复南方乱事，立下大功，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刚上台，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他在给殷正茂的信中嘱告：南方盗贼犹如野草，铲除又复再生，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今当申严法令，调动兵力，斩草除根，“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倘有违反者，一律按军法处置，斩首示众，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不敢不听命。要不惜一朝之费，确保永世的安全。“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暴力理论，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来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综观张居正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外，对境内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偷盗，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均力行诛杀，从不手软。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张居正认为：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引起骚乱，但既然圣旨已出，就不准申诉。他明知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以协调解决，却坚持不让申诉，只是因为旨令业已颁布，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闹事的机工因此冤沉海底。
他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有的见解也符合民意，例如，他认为地方暴乱之原因，往往是不良官吏的惹是生非。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仍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张居正的镇压理论。他说：微火刚起时，一指就能熄灭，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鹏鸟在未起飞的时候，可以俯视，一旦冲上云霄，虽有善射的猎人，也无可奈何。“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才是预防之道。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命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暴乱，张居正可以做到不惜工本，务求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期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延续数十年不断，当地督府请求再次镇压。朝臣多认为山高路远，地处荒僻，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出动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并宣告：“此后倘有根芽再萌，旋生旋除，决不手软。”叛乱的平定，给张居正带来莫大的兴奋。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川巡抚镇压九丝山都掌蛮获得成功，他在贺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自述“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一听到捷报传来，高兴得欢呼雀跃，不觉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镇压和诛杀之功，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反夺情的同僚痛下毒手，将他们打得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但是，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伯乐，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张居正进入内阁后，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追加恤典，并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使其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顾峻应选，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张居正夺情，于是尽最大的努力，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徐阶，张居正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予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张居正“家国之事，一以奉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如今见到的《荆州府志》是这样记述的： 张居正得罪高拱，是为了救徐阶。徐阶是他的座师，托他照顾家事张居正夺情，就是担心遭受高拱的报复。高拱出任首辅后，徐阶果然蒙祸，三个儿子被放逐，家产被抄，是张居正暗中保护，才使其免除牢狱之灾。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趁机除掉了高拱，为徐阶消除了心头之患，这可谓国士之报！张居正岂不与高拱交好？怎奈这两人一是老师，一是朋友，权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顾了。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为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已经病危在床，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文，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建议，执意亲自执笔起草。临终前又上疏请求给予徐阶优礼耆老的待遇，他历数徐阶的功绩说：“当嘉靖末年，奸臣当道，时局败坏之际，是徐阶在乱政之后，矫枉以正，矫浊而清。惩治贪官以安民生，制定规章，核算经费，扶植公论，奖励人才。一时朝政修明，官府振肃，海内得以太平无事，这都是徐阶之力。”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至于高拱的失势，是否出于张居正的主谋？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成为历史的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高拱回乡后，郁郁寡欢，有一次派仆人到京师旧居中取些日用器具。张居正得知后，找到来人，详细询问高拱的近况，因得知高拱晚年凄凉而动情落泪，并赠以价值千金的玉带、银两和日用品。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路过河南，探望病重的高拱，两人相视而泣。这年高拱去世，高夫人上疏请求给予恤典，并给张居正呈送千金重礼。恤典，这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树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礼，非是有功之臣，很难得到这种待遇。对于高夫人的礼物，张居正坚持不收，送礼人哭着哀求说：“夫人要我转告先生，相公平生清廉，所爱的就是这些收藏，又无子孙可继承，送给先生，是希望先生见到此物，如见相公。”张居正听后大为感动，收下礼物，很快下了恤典。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是真情？矫情？权术？不能说没有因由，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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