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建立海上霸主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将厦门港作为郑氏集团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中心港口之一。郑氏集团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地发展起来。郑氏集团作为17世纪东亚海域强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是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各国商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而茶叶贸易则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曾担任郑成功储贤馆谋士的厦门诗人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说明当时安溪茶叶外销之繁荣，每年都有外国茶商到厦门采购茶叶，而茶价则由郑成功设立的牙行全权决定，不容讨价还价。
郑氏集团作为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海洋力量最强大的代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被同时代欧洲人誉为“十七世纪东亚海上之王”），作为郑氏集团基地的厦门则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特别是英荷商人）眼中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于1905—1908年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的《厦门》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厦门与茶的关系：“厦门乃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地，是自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从包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人看来，厦门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英国茶学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荷兰人在1610年首次通过与厦门人的贸易将茶叶带至欧洲。自此，茶逐渐风靡欧美，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世界性的中国产品。
中国作为茶的国度，世界各国最早饮用的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购买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早已经知道茶与厦门的关联。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威廉斯编写的《中国商务指南》中记载：“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这些来自西方的海上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印尼、菲律宾等地）邂逅了经营茶叶的厦门商人安溪特产，并通过贸易将茶叶带回荷兰、英国等地。随着茶叶在欧洲的畅销，这些西方殖民者与冒险家们，来到了中国东南重要的的厦门港。他们或以合法贸易或以非法走私的形式，从厦门购入了大量茶叶，并从厦门人口中学到了关于茶的发音。欧洲各国因厦门而起的茶叶热潮，可以从他们对茶叶的发音中一窥究竟。
国际上，茶叶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北方官话中的“Tha”和闽南方言语系中的“Te”。第一类，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其发音近似于“Tha”音，如日本“Cha”、蒙古“Chai”、西藏“ja”、伊朗“Cha”、土耳其“Chay”、希腊“Te-ai”、阿拉伯“Chay”、俄罗斯“Chai”、波兰“Chai”、葡萄牙“Cha”等；也有通过广州港出口外销（广州话中的茶也发“Cha”的音）。第二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等各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用Te；芬兰语Tee，荷兰语、德国语、犹太语皆用Thee，英语Tea。“Tea这个字是从厦门方言Te字而来的”——这位将厦门誉为“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海关税务司官员包罗记载了英语中Tea与厦门方言Te之间的渊源。在他之前，19世纪在厦门传教的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Tea……”
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离不开西方两大海洋霸主对茶叶贸易的苦心经营。最早将茶引入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主要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最早接受te的读音。接替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英国，同样将厦门视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因此英语语系中对茶的发音同样受到厦门话的影响。印欧语系，“乌龙茶”的英语译名“Oolong tea”，工夫茶被译为“Kungfu tea”等，也都和厦门方言有很深的渊源。
由此可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海上茶叶之路，是以厦门为起点。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海洋强国——荷兰与英国都把厦门港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厦门港 （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 摄）
荷兰人高度重视与厦门的贸易：公元1622年，荷兰人范米德来厦门考察商业，返回荷兰汇报。第二年，荷兰政府委派彼得范和伦爵士以“贡使”身份，先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到福州，再从福州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要求在厦门建立贸易机构，没有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两个名叫文德柯和礼查的荷兰人结伴前来，多方活动，为荷兰在厦门贸易的目的而努力，仍然得不到结果。直到明永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6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政治中心，积极开展海上对台贸易，荷兰人保证按规定纳税，才得到允许在厦门设立商馆。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不止一次的觊觎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无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于实力强大的郑氏集团手下。
紧随其后的英国人借鉴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主要以在厦门建立办事处为重点，旨在通过经营厦门，进一步拓展茶叶贸易：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康熙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8t，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40年）英国抵达厦门运茶的商船多达14艘。4年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开创业务，而厦门港也成为时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
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安溪茶
安溪县，古称清溪县，地处东经117°36＇——118°17＇，北纬24°50＇——25°26＇之间，与厦门接壤，翻过“云顶山”便可来到厦门地界。安溪与厦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安溪人就有翻山越岭，手提肩挑，到厦门谋生、打工、经商、走亲访友，并以厦门港为起点，飘洋过海货通天下。
作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产茶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安溪的茶叶种植和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明朝成化年间，安溪茶农发明创制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制作技艺，更是安溪茶产业历史性突破，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量迅速增加，史料记载：“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
作为安溪特产的茶叶，随着安溪与厦门的商缘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再经由厦门输送到全世界。
解放前，茶叶由安溪送至厦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茶叶集中于大坪后由人工苦力或驮畜经山路搬运至同安凭借西溪水道到达厦门岛；二是把茶叶集中于华安新墟而后转运至厦门岛；三是通过陆续建成的公路运至厦门。1930年春，同安县城西门至安溪北石全线通车，这是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之后，另有五条主要路线相继建成，有效解决了茶叶运输困难问题。此后，安溪各区茶叶集中于官桥大潞或龙门，然后由汽车运至厦门岛。安溪茶到达厦门之后，再经由厦门港装运出港，运往台湾、日本、南洋、欧美等地。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安溪为原点，以厦门为始发港，路线遍及港澳台、日韩、南洋、欧美等地的海上茶路。
据厦门口岸有关史料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该据点最重要的贸易便是与闽南商人的茶叶贸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设立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茶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要贸易商品。随着茶在欧洲的风靡，厦门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福建一省独占两口（福州、厦门），很大原因是为了福建茶，闽江下游的福州港主要出口闽北地区的茶叶，厦门港则出口闽南一带的乌龙茶。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1800t—3000t,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口岸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t，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
美国人以反抗英国人不公平的茶叶税收政策拉开了建国大业的序幕——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燃起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火炬。独立后，美国商人更是迫不及待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茶叶贸易中，美国商人的商船即直接到中国采购茶叶。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8月28日，美国一艘360t的木制帆船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翌年5月11日，这艘商船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等回到纽约，获纯利3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国际茶叶贸易重要的有生力量，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厦门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茶叶输出更是一日千里。1869年至1881年是厦门乌龙茶出口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等地，其中最大的主顾是美国。厦门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1873年，厦门乌龙茶总出口2158t，其中运往美国的达1669t。1874年出口增至2891t，输至美国的有1885t。因此，19世纪被称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风靡欧美市场300多年的乌龙茶出现颓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厦门口岸输美的乌龙茶只有14.40t。安溪茶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已被后起的台湾茶、日本茶所夺。但安溪茶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借助广大闽商商业网络以厦门为起点，大力开拓南洋市场，成为畅销东南亚主力“侨销茶”。闽南商人走到哪就把家乡的乌龙茶（特别是安溪的乌龙茶）带到当地。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乌龙茶有生津、止渴、清凉、提神等作用，非常适应当地的需求，为当地人民送去了健康与财富。1877年至1878年，厦门每年有1000t以上茶叶运往新加坡、暹罗（泰国）、马尼拉和西贡等海峡殖民地。
除了茶叶贸易之外，安溪人还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播到移居地，为当地的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为例，台湾的茶树品种，茶叶种植、采制技术都不少源于福建安溪。自明代开始，安溪人携亲带友，陆续迁往台湾，他们在台湾住地垦荒务农，种粮种茶。成为台湾茶产业先驱。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对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安溪特产，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四处传授制作技术；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溪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在台湾设立“建成号”茶厂，用于研究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溪西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今台北市南港区）致力于包种茶制作技术的完善和提升。后来他们俩被台湾当局聘请为讲师，教导茶农种植、制作包种茶，从而使得包种茶的产销量稳步上升。1919年，安溪籍的台湾乡亲张乃妙以台湾“巡回茶师”的身份回到安溪，购买铁观音茶苗数千株，广植于木栅樟湖地区，从此，木栅铁观音风靡整个台湾岛。安溪移民还开拓了台湾的茶叶贸易。安溪移民早期在台湾开设的茶行，包括西坪人王德的“宝记茶行”，王金明的“王瑞茶行”，王庆年、王庆泰的“尧阳茶行”，柯世钦的“正达茶业公司”等。而安溪历史上第一个铁观音茶王——西坪茶商王西，也是在台湾产生的。1916年，王西在家乡制作、由台湾“天鑫茶行”经销的“万寿桃”牌铁观音，在台湾督署举办的茶叶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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