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指路
文/刘传启
一，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为什么沿粤赣边南下？
1928年底，国民党派了18个团3万余人到达井冈山山下，准备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而红四军加上红五军总共只有5个团六七千人。如果在山上死守，且不说能否守得住，即使能守住，最后结局也只能是被困死饿死。
为了商量如何打破敌人会剿，1929年1月4日，红四军红五军及地方党委在宁冈县白露村召开了两军及地方党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这就是党史上所称的白露会议。会议共提出了三种意见：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坚守，打破敌人会剿。朱德认为井冈山缺乏回旋余地，主张红军下山开展游击战争。毛认为朱是游击主义，朱认为毛是保守主义，争执之下，拿不出个结果。最后，陈毅提出一个围魏救赵的折衷方案，他承认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过两次“会剿”，同时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山上军民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
会议经过研究，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为了打破敌人会剿，我军必须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不能丢，要派人守御。下山部队则运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牵走敌人，解救井冈山危机。会议还决定，由四军主力下山出击，五军及四军32团留守山上牵制敌人，山上部队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
下井冈山前，毛泽东不放心袁文才留守井冈山，遂提拔袁为四军参谋长，带袁下山。
红四军在大庾失利后，非但“围魏救赵”之计化为泡影，甚至连安身立命都成了问题。
红四军在广东南雄乌迳暂栖一夜后，便进入“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地区，沿着赣、粤边境，在赣敌尾追和地主武装骚扰下，一路逃亡。沿途没有群众基础，不要说休整，花钱都雇不到好向导，这是毛泽东下井冈山后最难熬的一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一直到1929年1月31日到达寻乌的菖蒲，红四军才得以休整。
菖蒲，地处江西省寻乌县西南部，毗邻广东省龙川县上坪，是寻乌南部边贸第一乡。到了这里，等于到了江西这一口大铁锅的锅底，是回马北上井冈山，还是挥师南下粤东？须尽早做一个决定。
毛泽东对井冈山可谓是恋恋不舍，在他后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可以体现：“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大庾战斗失利后，毛泽东也有这样的设想:部队穿过粤东，到广东沿海开辟根据地。理由是:一，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群众的革命思想觉悟高，共产主义更容易开展。二，广东靠近大海，利用海上交通，冲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红色革命更便于得到国际援助。三，与海陆丰彭湃的红色武装汇合，壮大队伍。所以，毛泽东在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指挥红四军一直是沿粤赣边南撤，伺机挥师入粤。
二，朱毛红军菖蒲宿营
在江西的最南端，有一块以阳天嶂为依托的寻南红色根据地，在中共党史上，寻南红色根据地是属于创立较早的一块。1926年起，寻乌党组织分别在东江特委、赣南特委的领导下，特别在1927年“八七”会议的精神指引下，积极发展农会，创建工农武装，发展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号召群众抗租、抗债，举行了全县五万多人的、威震闽粤赣边的寻乌“三·二五”农民武装暴动。但暴动胜利不久，遭到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暴动主要领导人多数不幸被害。从此，寻乌革命受到重大损失。
古柏在缺少枪支、缺少干部，以及生存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仍然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创建了一块跨广东龙川、大信与寻乌南部的红色根据地。
红四军到达安远孔田时，消息己传到了寻乌阳天嶂，东江红军第21纵队党代表古柏派黄乡交通站刘经仁密切关注红四军的动向，并随时做好接应工作。
1929年1月31日上午，红四军抵达寻乌境内的寨下。刘经仁与红军接上了头，做了向导把红四军经分水坳、高头、公平、大仙背带至菖蒲圩。刘经仁先领毛泽东到刘永茂店里喝茶、烤火。二十多天来，红军在强敌的夹击下行军，已十分疲惫。毛泽东估计尾追之敌已被甩在两天路程以外，便决定在菖蒲圩宿营。
刘经仁把毛委员同意接见古柏的决定通知菖蒲地下交通站的李日超，由李日超赶到阳天嶂汇报了消息。古柏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刻下山与红四军会合，并吩咐战士们为红四军筹粮筹款，组织妇女煮鸡蛋、装炒米袋慰劳红四军。
傍晚时分，古柏带领钟锡镠、潘丽、侯大风、李大南、李大添、李大顺、邝任农、赖雄等11位同志赶到了菖蒲圩，来到茶亭正后面的昌平局。
昌平局，当时是国民政府设在菖蒲圩征收市场税务的办公室。该局二层楼，人字栋，正中的双合门上方有“昌平局”三字。
三，菖蒲会见，古柏到底与朱毛讲了什么？
古柏来到菖蒲圩，伍若兰早在圩边等候了，接到后向红四军特务营说明了情况，由杨至诚带领古柏等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处，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在一张八仙桌边刚落座，古柏报告了红21纵队刚刚收集到的敌情:国民党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已率军从龙川赶到上坪，阻截红四军南下，于傍晚时分广东军阀已驻守虎石村设防。古柏说:“陈济棠兵强马壮，曾率部镇压广东工农武装，表面上极力支持蒋介石。但对我阳天嶂革命根据地虽时有摩擦，却并不十分卖力。这次屯兵虎石村，只要红军不下广东进入他的地盘，谅他也不会冒然进犯寻乌。”
毛泽东听了先是暗自一惊，与朱德展开地图一看，虎石村距菖蒲圩仅三里，红四军在菖蒲夜宿，等于在床榻之下就躺着一只老虎！
古柏见毛泽东有点紧张，端起贺子珍为他斟的热茶，轻轻一吹，喝了一口。毛泽东看到古柏一行镇静的神态，心想寻乌党的人泰然自若，陈济棠部对我红军应无大碍，心中却有疑惑，正待询问。古柏与毛泽东好似心有灵犀，主动进行了解释。
原来广东军也惧怕红军勇武，尤其是陈济棠自幼接触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就连在行军布阵中陈济棠也偏信星相之术。这次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北上“拒红”，内心极不情愿。他迷信，认为广东军属蛇，朱毛红军属猪，蛇猪相冲，碰上了必有一伤。然而猪惧怕虎，只要扼守粤赣边界上的虎石村这只“老虎”，便可立于不败。所以陈济棠命令军队死守虎石村，绝对不会放弃虎石村的防守而师指菖蒲圩。
古柏说完，朱德与毛泽东相视一笑，继而开心地哈哈大笑。
笑罢，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到虎石村边的天子岗担任警戒。不久特务连回报:经火力侦察，广东军确无进攻红军的企图。
这一次与陈济棠部的接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年后，中央红军放弃苏区转移就是接受了“靠边站”的毛泽东向陈济棠借道的策略，才跳出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挽救了红军。
虎石村是菖蒲南下广东的必经之地，既已被敌卡死，红四军南下广东的幻想也成泡影。后有赣敌尾追，回师井冈山更不现实。事实上，就在这天，彭德怀已放弃防御，敌人占领了井冈山。
毛泽东早就断定中国的革命在农村，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充满信心。对古柏率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创建阳天嶂革命根据地，闹红了寻乌南半县，给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阳天嶂地域大小，不足于红四军施展。毛泽东在表扬古柏后，谦虚地向他询问:红四军应该到哪里去落脚？
古柏说:“寻乌党开辟阳天嶂革命根据地就是学习毛委员在井冈山的经验。红四军来到寻乌，真是天助寻乌。”然后古柏告诉毛泽东，在寻乌北部，有个地理位置比井冈山还要优越的地方，叫罗福嶂。古柏说:“四军到罗福嶂重新建立一个根据地，21纵队在寻乌南部的阳天嶂，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不用几天，即可赤化寻乌全县。”
朱德、毛泽东闻言大喜。接着古柏向朱毛详细介绍了在罗福嶂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行性。
“建议红四军转向项山罗福嶂，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中找一个落脚点。”古柏告诉毛泽东，项山虽在万山之中，然而土地富饶，附近的村庄有好几个大土豪可以打，全县的头号大地主“屎缸伯公”就在项山，他身价30万元井冈山在哪里，一年收租一万石，又是全县的豪绅头子。而且山区群众基础好，寻乌党早已在项山活动，寻乌县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潘丽就是项山人，“三·二五”暴动失败后党派潘丽回到项山开展活动。潘丽率暴动部队潜回罗福嶂附近的大中，重整旗鼓，后被罗福嶂的地主反动武装袭击，队伍旋即转移到福建境内的相公寨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现在，游击队已发展到三百多人。
接着，古柏详细介绍了项山罗福嶂，说:“罗福嶂可以作为红四军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 是个一脚踏三省的地方，与三省边的大乡村隔着好几座大山。”
朱毛闻之大喜，决定第二天便率队直奔罗福嶂。
至此，红四军彻底改变了白露会议制定的战略战术，走向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古柏在闽粤赣边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眼光是相当独到的，这也是古柏能成为毛泽东挚友的根本原因之一。
红四军进军罗福嶂的军令下达之后，全军上下掀起了一场波澜。红四军下井冈后一直跑到赣南，现在又要越跑越远，不但对解救井冈山危局毫无作用，并且要长期甚至是永远放弃井冈山，放弃红五军，这并非四军下山的初衷。特别是有一支队伍对这一决定非常不满，这就是通过改造的井冈山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中袁文才带下井冈山的一部，他们地方主义思想很极端，不愿意到他乡作战。袁文才当时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竟然在接到进军罗福嶂的军令后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领导的一小部分队伍不服从党组织的调派，溜夜脱离了红四军。杨克诚闻讯后报告毛泽东，请求把他们抓回来以逃兵论处。毛泽东沉思后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井冈山在哪里，随他们去吧。”后来袁文才和袁文才的这队人马也始终没有背叛革命，跑回井冈山后，又下山找到彭德怀，加入到红五军中。
1929年2月1日，留下的2600多名红四军将士在寻乌党派岀的向导李太添、潘丽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项山进发。
2020年第77期（总第247期）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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