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围棋——历史积淀的围棋文化（三）
刘建国
● 围棋的别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有趣的别称，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别称，都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信息。现在，人们只要一说起“弈”，往往是包括了所有的棋类游戏。但是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弈”字最早只是围棋的专用称谓。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就将围棋称之为“弈”了。我们现在经常用“下棋”来表达双方的对局，而古时则称之为“对弈”。“弈”在先秦典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在《论语》、《左传》、《孟子》中都有记载。就连围棋鼻祖弈秋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
由此可见，“弈”就是围棋最古老的称谓。由于当时人们将它与以掷骰子赌胜负的“博”为伍，也就有了“博弈”一词。后来，人们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包围对方和最终要以围地多少来决定胜负的特点，就索性将这个“弈”字改称了“围”字。可以说，这个“围”字，最形象、最简明、也最现实地表现了这个游戏的特点。
在东汉时期，“围棋”二字就已经在书面语言中普遍地使用了。东汉的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就非常明确地说：“弈，围棋也。”此外，还有马融著的《围棋赋》、李尤写的《围棋铭》等等。汉代，西汉末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由此可见，在西汉年间， 仅有北方少部分地区仍然习惯地称围棋为“弈”，而南方地区则普遍地称之为“围棋”了。因此“弈”也就逐渐地从原来的正名反过来成为了围棋的别称。“围棋”虽然已经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了，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围棋”有时还是被当作动宾词组来使用。例如，古诗中的“溪头烘药烟霞暖，花下围棋日月长”，“昂头说《易》当闲客，落手围棋对俗人”都是明显的例证。
围棋被称之为“坐隐”，这是一个特别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名字。住在深山老林作隐士，而寄居棋局之中，正是道家所崇尚的隐者风范。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逃离人世，遁迹山林，正是一位隐者。玄学包含着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道不可道，只可暗示。庄子曾说，“道不可闻，闻非闻也；道不可见，见非见也；道不可言，言非言也。”不闻之闻，不见之见，不言之言，这就是道家哲学的表现方式，他们不给你精密的推理，只给你比喻、隐语，让你自己去悟。
围棋文化，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了，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清代的梁章钜在《浪迹三谈》中就对围棋称为“坐隐”的由来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说的是宋代中郎王坦之特别喜欢围棋，结交了不少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下棋。
一次家中办丧事，来了不少会下棋的客人。因为这是一个悲痛哀伤的日子，为了不发出声响，他们就在一块白布上画上了方格作为棋盘。大家在下棋时都默默无语，棋子落在这个布棋盘上面也是无声无息。于是王坦之就把对弈者正襟危坐、运神凝思，丝毫没有一点喜怒哀乐表情的那副神态，比作是僧人参禅入定，大有静坐似隐之意。于是，围棋“坐隐”的别称便由此而来。由于棋手下棋时两人对坐，万事不闻、专心致志于棋局之中，就犹如住在深山老林的隐居之士， 表现了方寸棋枰对尘俗世间、庸碌人生的一种超越。日本有一本著名的围棋史著作，名字就叫做《坐隐谈丛》。
很多人都知道，围棋还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别称，叫做“手谈”。如此淡雅平和的别称，使人顿感亲切。佛家讲顿悟，围棋讲感觉，棋理佛理相通，围棋也是佛门弟子的爱好。手谈二字，就是高僧支道林命名的。南宋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巧艺》中说：“支公（遁）以围棋为手谈。”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也讲到：“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
明代的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中也有：“王郎号为坐隐，祖约称为手谈。”的记载。两晋时期，谈风尤胜。关于“手谈”这个别称的来历有这样的说法：相传，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支道林与颇负棋名的辅国重臣谢安等人交往甚密，经常在棋盘旁边观看这些高手对局。他见棋手们交锋时缄口不语，手起棋落，意蕴其中，大有以手中的落子来交谈的意思，于是就将下棋称之为“手谈”。意思是说，对局双方在下棋时都默不作声，仅靠手的中指、食指来运筹棋子，通过一来一往的着法，在叮叮咚咚的落子声中以手来进行默默无语的交谈。
由于双方每下一手棋，都传递着一种使人心领神会的信息，达到了不须任何语言就能够交流思想、沟通心灵的目的。而古人“两边对坐无言语，尽日时闻下子声”的诗句也正是对“手谈”这一别称的真实写照。
唐朝高僧一行本不会下棋，有一次看第一高手王积薪与人对弈，看罢一局后，竟然能和王积薪匹敌，并说，“此但争先耳，若年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这说明棋理禅理相通，境界达到高妙之时，二者是互通的。
围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烂柯”。是谁给取的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与一个神话故事有关。
在南北朝时期，曾任新安太守的文学家任昉写了一本名为《述异记》的书。他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晋朝时，信安郡（现浙江省衢州市）有一个名叫王质的青年樵夫到“神州七十二福地”之一的石室山中砍柴，恰好在“天生石梁”下遇见了几个童子正在下棋，于是就站在旁边观看。有个童子见王质看得入了迷，就把一个像枣核样的东西给了他，让他含在嘴里。王质顿时就没有了饥饿的感觉，索性放下斧子坐下观看。
在棋局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童子对他说，“看，你的斧柄都烂了，还不快回家呀？”王质忙起身一看，斧子的木柄果然已经朽烂得不成形了，觉得非常奇怪。王质匆匆赶回家后，发现原来的村庄已完全变了模样，他的同辈人早已超过百岁，已经故去了。原来，王质遇到的下棋童子都是仙人。真所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便是流传千载的“王质遇仙”的传说。
其实，这一传说早在晋代虞喜的《志林》就有了这样的记载：“信安山有石室，王质入其室，见二童子方对棋。看之，局未终，视其所执伐薪已烂朽，遽归乡里，已非矣。” 正是由于这个神话故事的广泛流传，这座山也就叫做了“烂柯山”，被世人尊为围棋之根，列入了名山之册，而“烂柯”二字也就成为了围棋的又一个别称。
关于烂柯的故事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有的说王质在山上遇到是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有的说王质所遇的是一男一女，正是八仙中的吕洞宾与何仙姑。随着这个烂柯故事的广为流传，“仙人弈棋”逐渐被棋界人士看作是对局的最高境界。后来，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等名家都曾游览过烂柯山，并留下了诸多咏叹的诗文，其中唐代诗人孟郊就曾写了一首《烂柯石》，诗曰：“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馀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诗人追忆烂柯往事，真是感慨万分。在万物皆空的情况下,只有那座石桥依然默默地存在，仿佛是烂柯仙弈的唯一证人。时至今日，“烂柯”一词在互联网上、在国内外的围棋书刊上仍然屡见不鲜。有一些围棋名手还特意将“烂柯”两字书于扇面，以此馈赠好友。
现在，浙江的烂柯山风景区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游览胜地。由此看来，关于“烂柯”的传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其神话故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围棋的范畴了。
自古以来，令人倾其心智的围棋就有着“美女”一般的诱人魅力。喜欢下围棋的人往往会被围棋迷得废寝忘食、忘乎所以，整日沉湎于棋盘之上，就像被狐狸精缠住了一样。宋朝人邢居实在《拊掌录》中讲述了围棋被称为“木野狐”的一段缘由。
说的是，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早年曾特别反对下围棋。而他的亲戚叶致远却非常喜欢围棋，王安石因此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批评他，认为叶“心大有所潜，肩高未尝胁。飘飘凌云意，强御莫能慑。辟雍海环流，用汝作舟楫。”希望叶致远不要沉迷于围棋，让他“操具投诸江木谷实，道耕而德猎。”但叶却不听他的劝告，依然执迷不悟。于是，王安石就根据这件事，说木制的围棋盘就是一个“木野狐”。意思是说，围棋就像变成了美女的野狐狸精一样，人一旦受其媚惑，就会被迷住，难以自拔。
后来，人们索性就把“木野狐”作为围棋的别称了。更为有趣的是，反对人们下围棋的王安石后来居然也迷上了围棋，并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来自圆其说。由此可见“木野狐”的魅力该有多么大，人一旦被迷住就逃不了啦！
除了上述的别称以外，围棋还有一些其他的别称。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而围棋恰好是棋盘为方在下，棋子为圆在上，于是人们就此将围棋称之为顶天立地、大气磅礴的“方圆”了。
围棋的棋子分为黑白两色。在对局中，同色相连，黑白交错的围棋子就像结伴迁徙的鸟儿在三尺纹枰构筑的天空中翱翔飞舞，黑子好似乌鸦，白子犹如白鹭，于是人们又给围棋取了“乌鹭”和“黑白”这样十分文雅的名字。宋代王之道的《蝶恋花》中，就说到了“黑白斑斑乌间鹭。”；而在唐元稹的《酬段丞与诸棋流见赠》中，也有 “异日玄黄队，今宵黑白棋。” 的诗句。
下棋时，由于两位对局者的思想高度集中，精力全都用在了棋局上，自然就会忘记一切烦恼和忧愁，所以人们又把围棋称之为“忘忧”。
由于围棋棋盘上有纵横交叉的线条，犹如河网一般，并由此联系到古代的《河图》和《洛书》，于是人们又把围棋简称之为“河洛”。
因为古代多用玉石做棋子，以楸木制棋盘，故又将围棋称为“玉楸枰”，简称“楸枰”。因棋盘上面有纹路，所以也称围棋为“纹枰”。这里的“枰”字就是棋盘之意。时至今日，人们还经常把围棋比赛的开始称之为开枰。
围棋这些别具特色的别称，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它们经常出现在历代名人的墨迹之中，已经不足为奇。然而，有一首诗却能够巧妙地把围棋的各种别称都镶嵌于该诗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木野狐登玉楸枰，乌鹭黑白竞输赢。
烂柯岁月刀兵见，方圆世界泪皆凝。
河洛千条待整治，吴图万里需修容。
何必手谈国家事，忘忧坐隐到天明。
此外，诸如“大棋”、“略阵”、“星阵”、“鬼阵”、“坐藩”、“围猎”等等，也都是围棋的别称，并且也都有各自的来历。古往今来，在各种棋类和艺术中，唯独围棋才有这么多颇有趣味的别称，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别称都是从某种意义或某一角度展示了围棋的某种特征或特点，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棋文化的深厚底蕴。然而，别称终归是别称，最能概括其本质特征的名称，还是从古到今一直用得最多、也是最为通俗和恰当的“围棋”二字。
○ 围棋古籍与名人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天下，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但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量焚烧诸子书籍，并禁止私学、禁止聚众，使得围棋的流传和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一时期有关围棋的活动也是鲜有记载。当时，很可能有许多先秦时期关于围棋的专著和记载都毁于了“焚书”之难，现已无从考究了。
围棋历经了世代发展，有归于数之说，有归于艺之说，甚至还对其褒贬不一，直至汉代初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记载西汉佚事传闻的《西京杂记》中有“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的记述，也有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的记载。但类似这样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可见当时围棋的发展还比较缓慢。直到东汉中晚期，围棋的文化本质特征和文化价值观明确以后，围棋的发展步伐才开始快了起来。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有《弈旨》，对围棋作了较为全面、细致、深刻的论述。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专论，也是历史上最早对围棋棋理作出全面而深刻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堪称围棋文化的奠基之作。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一步。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他在文中写道：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
志之空闲，玩弄游意。
局为宪矩，棋法阴阳；
道为经纬，方错列张。
作者在前四句中，以诗人“感物则思”为主，只是一般的泛论，把下棋看作是放松紧张精神的一种休闲活动。而后四句则是针对围棋特点写的。在这四句中，每一句的第一个字都是写的围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后三个字则是对这一要素的基本认识。这四句话的意思就是，棋盘是下棋依据的规矩，黑白二色的棋子象征着阴阳，棋手按照围棋的原理和各种战术进行对局，棋盘上黑白相间的棋子就会出现星罗棋布的景象。李尤仅用了短短三十二个字的诗句，就使得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既体现了弈境，也体现了诗境。
在这一时期，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还在其所撰的《机论》中，专门论述了围棋的虚实形势。这为围棋布局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围棋作品不但确定了围棋的技术含量和品格高低，从娱乐的角度肯定了围棋有益修身养性的特征，还从社会功用和社会地位的角度来对围棋加以肯定，使围棋的地位得到了快速提高。
到了南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一时期的棋人棋事、棋经棋著可以说是灿若星河、数不胜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棋经》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全书共七篇。从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朝时期，王积薪的《围棋十诀》堪称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影响十分深远。虽然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已经失传，但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一子解双征图”中，仍然可以看到其高超的棋艺水平。南唐的吏部尚书徐铉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围棋理论家，著有《棋图义例》、《金谷园九局谱》、《棋势》等围棋理论著作。他在《棋图义例》中，将当时围棋的各种着法，归纳为三十三种，其中有许多术语现在还在应用。可以说，这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着法、研究围棋战术的著作。徐铉还给棋盘上的纵横十九道线分别冠以名称，写在棋盘的侧面。这个创举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棋谱的记录，对棋谱的整理和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宋翰林学士张拟撰写的《棋经十三篇》，是一部理论水平很高、系统性很强、流传很广的围棋专著。该书效仿《孙子兵法十三篇》，结构宏大，说理透彻，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棋手应具备的棋艺修养和对弈中的战略战术，比起以往的围棋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论述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特别是涉及围棋战略、战术的篇章，充满了辩证法。例如“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先而后，有后而先”，“有始少而终多者，有始近而终远者”等等，都是妙绝千古的真知灼见。
《棋经十三篇》中还提出了“胜不言，败不语”，“安而不泰，存而不骄”等评定棋手品质和作风的标准，认为这也是关系到一局棋的输赢、关系到棋手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观点至今还为棋手们所称道。《棋经十三篇》总结了以往棋手的宝贵经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的围棋理论，不仅影响了以往历代棋手，对于今天的棋手来说，仍然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在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出现了第一国手刘仲甫。他是围棋史上继盛唐王积薪之后的又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在他称雄的二十多年中，从来都是让别人先行棋，从来也未遇到过敌手。刘仲甫所著的《棋诀》，是对王积薪《围棋十诀》的继承和发展。
他结合以前历代棋家的经验，把围棋实战中的各种着法，各种变化，各种次序，在理论上概括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这四个方面，并对各方面都做了深刻的阐述。第一次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布局问题，并指出了布局的基本原则。从全局、从战略上重视打入，是刘仲甫围棋理论的又一特色。他提出了进攻的时机问题，总结了打入的普遍原则。对于战术上的对杀，他持慎重态度，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不能没有把握地盲目攻杀。
《棋诀》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把任何一个局部得失，都放在全局加以考察，对实战中的取舍，有着独特的见解。刘仲甫的《棋诀》较之前人的棋书，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围棋的一些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可以说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部重要围棋专著，这就是李逸民编著的《忘忧清乐集》。李逸民是南宋御书院的棋待诏，该书因宋徽宗的“忘忧清乐在枰棋”诗句而得名。全书包括《棋经十三篇》、《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等重要著作和《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面》等棋谱以及边角的着法、局部死活题等。李逸民把前人关于围棋的一些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谱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较系统的著作。喜欢围棋的陈毅元帅曾经委托北京图书馆把此书复制一部，赠送给日本友人。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存在了九十年，但却出现了一部对围棋发展影响极大的重要专著。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围棋棋艺集大成著作《玄玄棋经》，又名《玄玄集》。该书由江西庐陵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而成，书名则是取自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图着法的精妙。
全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分编为六卷，内容十分丰富。第一卷是文字部分，收有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皮日休的《原弈》、吕公的《悟棋歌》、《四仙子图序》、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等篇。其中第二、三两卷，重点是边角定式，还有让子局谱和术语图解。四、五、六三卷，共有三百七十八个棋势图，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玄玄棋经》堪称是我国古代综合型棋艺著作的光辉典范，其影响十分深远，曾在日本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十分巨大的实用价值。
到了明代，由于围棋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围棋著作和围棋名人也就更多了。除宫廷外，社会上各阶层喜爱围棋的人也大为增加。当时，著名的文人唐伯虎、吴承恩、汤显祖、凌蒙初等都是围棋的喜好者。
明万历年间著名藏谱家陆玄宇父子著有《仙机武库》八卷。林应龙著有《适情录》二十卷。朱常涝编辑了《万江仙机》二集一百局。冯元仲所著的《弈旦评》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历代的棋手和棋谱，对于研究中国围棋史，颇有参考价值。而有很高围棋修养的大文学家王世贞也写出了《弈问》、《弈旨》这样高水平的围棋专著。
苏具瞻也是一位围棋大家，他的著作《弈薮》六卷，自成一格，备受棋界赞誉。说此书“古今第一，后来棋谱，皆从此脱胎。”在明代末期，过百龄是举国公认的国手。清朝诗人钱谦益曾以“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纛许谁干？年来复尽楸枰谱，局后方知审局难。”的诗句来赞美他。
清朝秦松龄也写过一篇《过百龄传》，记述了这位高手的生平。过百龄棋坛执牛耳数十年之久，著有《官子谱》一卷，《三子谱》一卷，《四子谱》二卷。其中《官子谱》的价值非常大，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地、透彻地研究围棋如何收官的重要著作。而《三子谱》则是一部围棋教科书，记载了二百零四种着法变化，每图都有详细解说木谷实，非常精辟地介绍了围棋着法上的普遍规律，对于学棋和指导围棋实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过百龄毕生从事围棋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围棋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围棋在清代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无论是棋手的数量，还是棋艺水平都是空前的。清朝初期，新老棋手交相竞逐，围棋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老将过百龄仍独步棋坛，棋力不减当年。不久，周懒予奇峰突起，棋力超过了过百龄，著有《围棋谱》一卷。
继周懒予之后，新起的著名棋手有汪汉年，周东侯二人，他们都被列入“清代十大家”之中。汪汉年著有《眉山墅隐》一卷，青年时期的周东侯与汪汉年的棋力相当，步入中年后棋艺大长，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因为他棋下得好，人品也好，深得人们的敬重。周东侯撰有《弈悟》，《二子谱》，《四子谱》等著作。
康熙时期的杰出人物是黄龙士和徐星友，人称“黄徐时代”。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号龙士。康熙中期成为围棋霸主，棋风不拘一格，人们将其尊为棋圣。他和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 黄龙士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的围棋风格。他著有《弈括》和《黄龙士全图》。
继黄龙士之后称雄棋坛的是他的学生徐星友。徐星友学棋勤奋刻苦，据说曾三年足不出户。当他达到和黄龙士相差二子的程度时，黄龙士仍以三子相让与徐星友下了十局棋。这十局棋下得异常激烈，当时被人们称为“血泪篇”，驰名遐迩。就在这十局棋之后，徐星友的棋艺突飞猛进，达到了与黄龙士齐名的水平，在棋坛上风光了四十余年。徐星友所著的《兼山堂弈谱》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古谱之一。他在书中对自己的棋风做了非常客观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朝以前的棋谱，往往只是列出图势，不加评断。有的棋谱虽略加评语，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而徐星友的棋著，精选了明末清初知名国手的代表作六十二局，详加评注。不仅分析点评了局中着法的得失，还对各家名手的棋风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观点颇为中肯确切。清康熙末年至嘉庆初年，继“黄徐时代”之后，又进入了“四大家”时代。
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被称为“四大家”，活跃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并列于棋坛之巅。范西屏和施定庵同是浙江海宁人，年龄又相仿，人称“海昌二妙”并为“棋圣”。 范、施两人棋风迥异。范西屏思路敏捷，才气极高，棋风博大神奇，被誉为“神龙变化，莫测首尾”；施定庵则谨严精深，含蓄浑厚，工于章法，被誉为“老骥驰骋，不失步骤”。
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内容异常丰富、全面，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还精辟地记载了他对围棋的独特见解。施定庵的《弈理指归》二卷，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他的《凡遇要处总诀》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一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也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著作中十分少见的精品。书中的口诀，都是施定庵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范西屏、施定庵两位同乡称雄棋坛四十多年，把围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技术上说，已经登上了座子棋时代的最高峰。
乾隆四年，范、施受当湖张永年的邀请，前往授弈。著名的“当湖十局”就是二人当时留下的对弈的杰作，历来被视为围棋精妙之珍品。清朝末年，著名棋手周小松著有《新旧棋谱汇选》四卷，《餐菊斋棋评》一卷和《皖游弈萃》一卷。这些书，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评语详实准确，成为清末棋谱的代表作。
在近代的围棋史上，最负盛名的当属对当代围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围棋泰斗吴清源先生。1914年吴清源先生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幼年移居北京，7岁开始习棋，11岁便成为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府邸的少年棋客，并获得了“围棋天才少年”的美誉。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象平时那样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的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追杀，結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分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一把汗，最后段祺瑞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也沒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沒有吃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正当吴清源少年风华正茂、脱颖而出之时，当时的中国环境却无法使他继续深造，迫使他于1928年东渡日本。
在日本，他发奋学棋，终于成为一颗灿烂的明星。他18岁时，创下了全年44胜5败的最高胜率记录。19岁时，与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带来了围棋布局的一场革命。从25岁开始的15年间，他以决斗方式的“十盘棋”坐擂，将所有应战的日本一流高手的对局身份全部降级，在东瀛创造了一个围棋神话，并称雄日本棋坛达几十年之久，被称为“近代围棋布局的奠基人”。
吴清源先生在日本经历了诸多的人生坎坷，如丧失国籍、遭遇车祸、被日本棋院除籍等等，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布局法》、《吴清源全集》五卷、《吴清源自选百局》、《名局细解》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末，八十多岁高龄的吴清源先生不但会经常出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围棋活动，还撰写了《二十一世纪的围棋下法》一书。2003年，他在继续潜心研究围棋的同时，又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中的精神》。
如果我们把“文”看作是为人之道，把“武”看作是棋艺之道，那么，吴清源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了。在《天外有天》一书中，吴清源先生这样写道：“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且我培训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这段话可以说是吴先生对他的“中和”思想的最好解释。他曾经说过，“我希望能活到百岁，亲眼看到21世纪的棋有些什么变化，作出更多的研究，以贡献于围棋界”。
吴清源，这位出生在中国福建的当代围棋宗师，这位曾经为世界围棋做出革命性贡献的老人，于2014年11月30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安然辞世，享年100岁，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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