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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法审结了一起跨省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案件。
这个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被一举端掉,大量被公之于众的罪行,令人咂舌。
人体交易黑市,被称为“红色市场”。
“把你卖了值多少钱?”,在这里,绝非戏言。
卖得好,可值3亿!
原来一个肾能值多少钱,我们都是亿万富翁
人生苦短,但多数人都不想离开。
当身体“零件”腐坏,找到新的替代品,成为继续存活的唯一希望。
然而,谈何容易?
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全球人体器官供需比1:30,中国,仅不足1%的人能“幸运”实现移植。
对生的渴望,让人不惜倾家荡产,同时,催生了巨大的“罪恶”产业链——器官买卖。
在这里,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被明码标价。
2017年,美国Medical Tranion网站公布了一张美国黑市人体器官交易价格图。
大家先来感受一下:
骨髓,可被移植治疗肿瘤,每克最高2.3万美元。
贵如肾脏,约 26 万美元/个,
小到皮肤,每平方英寸10美元,
甚至心脏、头盖骨都在其内,令人不寒而栗。
肺,人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而且随着供体的离世,会很快停止工作,因此价格极高。
单肺叶成本约为5.8万美元,连接到气管的两个肺可高达50万美元。但移植手术极其复杂凶险,因此移植成本可达120万美元。
……
如果按所有器官的最高价格核算,
一个健康人,约价值4300万美元,近3亿人民币。
原来,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右腰空荡荡,我后悔了”
2019年1月底,浙江省仙居县一民宅,小丁捂着右腹隐隐作痛的伤口,浑身发冷。
脚边一个提包,里面是5.5万现金。这是他的卖肾款。
阵阵后怕,他为鲁莽后悔不已,于是报警。
警方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打掉了一个10余人参与,分动明确的犯罪团伙“端掉”。
仅仅这一个团伙,就遍布在山西太原、云南昆明、安徽合肥、陕西神木县等多省多地。
一位“卖肾者”展示自己的伤口
2020年6月20日,太原市中法审结了此案。
然而,这仅是冰山一角,
中国每年有约150万名需器官移植患者,一个由利益催生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一群被豢养的“供体”
2.5万,一线城市买不了1平米房子,小杨付出了自己60%的肝脏。
10年已过,他却被永远“囚禁”在那段黑暗中。
那年,他只有19岁,在网上,小杨认识了一个叫王占伟的人。
那时的他,傻傻地问:“我想卖器官,多少钱?”
王占伟答:“肾4.5万,肝4万,你想卖什么?”
当时,小杨还没想。王占伟说:“那你先过来,慢慢想。”
小杨真去了河南。
这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陋的3居室,蜗居着十几个人,全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25,最小的19岁。
他们全是王占伟的“供体”。
记者暗访照片
半个月后,王占伟称自己“医院关系断了”,这些“供体”,全部被转给了隔壁淇县,一个名叫杨世海的人。
这些“年轻的供体”每天如寄生虫般,吃、住、玩,屋里虽简陋,但还有2台电脑可以打游戏。
为了“健康”,伙食标准不错,每吨有荤有素。白天,供体们可以四处闲逛,饭点回来吃喝,中途反悔,可以自行离开。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年轻人如此的“安于现状”,丝毫不理未来,也无人反悔离开。
供体,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体重115斤以上,年龄30岁以下。并且,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彩超等基本检查要全部合格。
没几天,小杨被带到医院进行了体检。
走出医院,他甚至“有点自豪”:自己全部合格,而且不是AB型血。
因为AB型血的患者稀少,“难度较大,一般不要”。
又过了一段日子,小杨等到了买家。北京来消息:一名癌症患者要换肝。
小杨只身来到北京,接他的人叫刘强胜。
他,也曾是一名“供体”,后来发现了其中“商机”,转身就成了“贩子”。
刘强胜也曾是名供体
刘强胜安排小杨住进了一间地下室,那里还有另外三个供体。
经配型,小杨成为了此次的“捐肝者”,刘强胜与他谈好了价:3.5万。
更震惊的是,手术竟是在正规医院完成的。
中国是禁止器官买卖的。根据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者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之内旁系血亲。
刘强胜马上安排癌症患者的妻子回老家假办了一份“叔侄亲缘证明”,小杨,成了癌患的“侄子”。
这份并不高明的假证明,“顺利”通过了医院审查。
一个多星期后,手术进行,被推出手术室,小杨的肝只剩40%。
然而,出院时,之前谈好的3.5万,却有了变化,刘强胜只给了小杨2.5万。
为了拿回自己的1万“卖肝钱”,小杨再次找到刘强胜,却惨遭20多人群殴。
随后,小杨愤而报警,北京市首起人体器官买卖案,就此浮出水面。
小杨的肝,究竟卖了多少钱呢?调查结果:15万。
我被蒙住眼,带进了一废弃工厂
2020年4月,四川省宜宾市珙县,23岁的李瑞蜷缩在低矮的平房里,脸色煞白。
由于卖了一个肾,他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至今1年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
2018年11月,李瑞加入一个QQ群找工作,他问:“什么工作赚钱快?”
有“群友”支招:“卖肾吧,来钱最快”。有人主动加好友,报价:一个肾,4.5万。
2018年11月16日,李瑞接到指令,前往武汉。
依安排,他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同屋还有一个自称“卖肾者”的年轻人,来自江西。
待了不到半小时,李瑞就被“要求”搬到另一房间,“你们不能串门聊天。”4小时后,李瑞再接“指示”:离武汉,奔济南。
第二天早8点,在济南,李瑞终于见到了“中介”。核实身份后,他被带到附近一家医院体检,
体检结束后,他被安置到附近的小旅馆。在那里,他住了4天,“中介”每天为他交房费,每天还给他100元生活费。
“还要求我不能到处乱跑,晚上少玩手机,不要熬夜。”
2018年11月21日,李瑞再次“被转移”,这次,他来到了河北邢台南宫。
在南宫市四方宾馆,李瑞见到了舒康,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就是自己的肾脏以后的主人。
当晚,李瑞和舒康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交出手机,戴上眼罩,从宾馆出发约一小时后,车子开进了一处空旷的小院。
这是一处废弃了多年的厂房,平时少有人出入。
非法肾移植手术地,位于新河县一废弃厂房
屋里有人问:“你确定要做肾切除手术吗?”李瑞被蒙着眼点点头。
之后,他被带入一个房间,里面是一扇门,推开就是一件简陋的手术室。
屋里4人全部“全副武装”,看不清长相,从声音分辨,一名穿深绿色手术服的是女子,其他几人都是男性。
当天夜里,舒康就离开河北,被送往山东烟台仁济泌尿外科医院“疗养”。
而李瑞的待遇却完全不同,苏醒后,李瑞躺在一间陌生的平房里输液。帮他输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圆脸。
案发后,警方告诉他,这个人叫许宁。床头柜上,是一个红色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是厚厚一摞现金。
“四万五是卖肾钱,剩下四千是买肾人给的红包。”
陋室里,只有一个老头给他做饭,不是稀粥就是馒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偷着给了老人400元钱,祈求他给自己卖点水果和肉。
7天后,李瑞再戴上眼罩,被送到了邢台汽车站。回四川的路上,伤口因未痊愈,一直渗血。
在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李瑞称:“直到现在,我都不能长时间熬夜、不能剧烈运动。一跑步,刀口里面就会一扎一扎地疼。”
回到家,得知儿子遭遇,父亲老泪纵横。“儿啊,咱再穷也不能卖肾啊!”
父子二人随后报警。
2018年11月29日,公安干警闯入了这间“黑暗的工厂手术室”,当时,院内另一场手术正准备进行。
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后又有2人自首。
国林等14名被告人出庭受审。法院庭审直播截图
这伙罪犯有多猖獗?仅3个月,已“换肾手术9次(1次未遂)”。
又一伙罪犯落网,而“李瑞们”的肾,再也回不来。
李瑞卖肾后留下的刀疤
他们,以卖肾为荣
在一次庭审讯问中,检察官问被告人卖肾的原因。
吕卿(1986年出生,浙江新昌人):我因为欠债,2011年5月与中间人通过网络联系将自己的肾卖了,手术是在长沙做的,手术时蒙着头蒙着眼睛进去。原本中间人承诺卖一个肾可以拿到4万,后来只拿到3万。我觉得中间人有利可图,于是开始组织人卖肾。
向府成(1991年出生,湖北巴东人):之前在老家和人合伙开网络工作室亏了钱,欠了债,当时只想弄钱还债,通过网络联系一个肾能值多少钱,最后以4万元的价格把一个肾卖了。
沈佳(1985年出生,浙江海盐人):我因为欠债,一时想不开卖肾,获得4万元。
白洋(1984年出生,吉林白城人):我是2004年卖肾的,中间人承诺一个肾8万元,但自己卖肾之后没拿到钱,后来听说中间人在杭州出现,来找人。
叶翔(1987年出生,杭州富阳人):我以前犯过罪,工作不好找,无意中看到网上卖肾的信息,手术是在江西景德镇做的,卖了一个肾拿到3万元。
顾小磊(1991年出生,四川梓潼县人):家里生活困难,工作又找不到合适的,2012年5月把一个肾在山东卖了,拿到3万元。
殷伟(1977年出生,四川南充人):卖肾是因为母亲做手术要钱。
贫穷,是根源。
小瓜曾看过一部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
菲律宾,器官买卖同样违法,但因太穷,有很多人自愿卖掉自己的肾。因此,黑市人体器官交易屡禁不止。
菲律宾首度马尼拉,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一家人蜗居在别人家房子下面的“缝隙房”里,不仅没有水电,甚至难以直身。
家里的两个儿子日渐长大,别无他法之下,44岁的父亲乔布瓦决定卖掉自己的一个肾,
“也许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趴在别人家下面了。”
中介报价:2500美元,不到2万人民币,但这已经是全家人2年的收入。
他满怀期待,等待肾源。
22岁的小伙艾迪布瓦,是个孤儿。一家三口居住在用破布围成的“屋子”里。
“我一星期也只能赚2.5美元,没人能帮我。”
他也找到了中介,希望能卖掉一个肾,改变贫困。
两个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男人,找到的是同一个“器官中介”戴安。
多年前,戴安也卖掉了一个肾,其后,她积极为自己整个家族中的12名亲属寻找“买家”。
再后来,她干脆做起了“违法的勾当。”
经过“折磨的煎熬”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买家”,22岁艾迪布瓦和44岁的乔布瓦,成了竞争者。
几天后,收到消息,说对方更希望用艾迪布瓦的肾,因为他更年轻。
戴安把消息告诉乔布瓦时,他如遭五雷轰顶。
他茫然地喃喃:“那我怎么办?我穷途末路了。”
而艾迪布瓦得知自己的肾有了买家,已经在筹划未来的生活。
得知丈夫要卖肾,艾迪布瓦的妻子说:
“我理解他,别人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他们没体会过贫穷的痛苦。”
说着说着,她流下了泪。
然而,片子播出后,因为太多人关注,买家为避生事,拒绝了艾迪布瓦的肾。
这个年轻的小家庭,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
买家无所谓,因为还有大批穷人备选。
菲律宾奎松,距马尼拉5小时车程。
在这里,贫穷和愚昧,让人毫无尊严。
男人们聚在一起,炫耀“自己的肾买了个好价钱。”
他们的肾,卖了多少钱?
一个肾,仅仅1900美元。
真正的穷人世界中,很多事情不需要被理解。
这条黑色产业链,如何消除?
您只要在网上搜索“寻肝源、肾源”等词,信息会扑面而来。
这是一片分工明确,业务“成型”的罪恶地带。
有记者曾网络暗访,一位在江苏做“业务”的中介小王称,其两年间养过190多个供体,做成的“生意”有30多个,“手里的供体多,成功的几率就高。”
而对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们亦提出种种“人性”的提示,对于供体的选择、患者的责任、如何过伦理关等都有相关解读,其服务之周到让人瞠目。
一名沈阳的中介告诉自称为亲友“找货”的记者,他们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
“并且我们会为您准备一两个备用供体,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没有利益就没有罪恶。然而,谈何容易?
据中国卫生部之前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150万:1万。
想根除器官买卖,捐赠器官是最好方法。然而,中国目前需要器官移植者数量居世界第二。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介绍,截至2018年3月28日,中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1.65万例,捐献器官近4.65万个。
虽然,捐赠者日增,仍缺口巨大。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8年曾在医学杂志《柳叶刀》撰文披露:“捐献者书面同意和死刑复核等措施,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1/3至1/2;另一方面,活体移植中,罪案黑幕频发,社会舆论和官方监管都趋于严厉。”
与器官严重短缺并存的,是意外事故死亡者因缺乏科学的器官捐献体系造成的器官资源大量浪费。
然而,小瓜依然认为:“商业化”不能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相反,还可能带来更恶劣的社会问题。
如果,有钱就可享用器官,贫困者出卖器官,社会不公将会进一步加剧。
也许,有人认为“黑市”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其实不过是一些人被贱卖,奸商牟取暴利。
也因为暴力,而衍生更可怕的罪恶。比如绑架、囚禁、谋杀。
而出卖器官,真的能够改变贫穷吗?显然,不能。
开发合理的器官来源途径、建立科学的器官捐献体系、提高大众的捐献意识,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也是中国和全世界,正在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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