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底，韩国统计厅公布了韩国人的死亡原因统计：
2021年，韩国平均每天36.6人死于自杀，每40分钟就有一人自杀。
作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的自杀率却在OECD 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一，是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40岁以上人群，主要死因是癌症，而10~39岁人群中，第一大死因，全部都是自杀。
具体来看，10～19岁死亡人群中，44%死于自杀，20～29岁57%死于自杀，30～39岁为41%。
而且年轻人自杀的问题越来越严重，2021年，韩国年轻人的自杀率，相比前一年大幅增长，10-29岁群体的自杀率，都上涨了10%左右。
作为战后唯一一个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韩国的自杀问题，为什么愈演愈烈？
根据韩国自杀预防中心的统计，自杀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心理问题，第二就是经济问题。
2014年到2018年，韩国因经济问题而自杀的人数不断上升，每4个自杀的人当中，就有1个是因为经济问题。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韩国岌岌可危的高负债社会。
通常来说，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的警戒线是85%，超过这一水平意味着爆发债务危机的危险比较大。
2022年一季度，韩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04.3%，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家庭债务超过GDP的国家。
但是在20年前，韩国却是全球家庭负债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0年间，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韩国人的债务越来越多？
1 肆意挥霍
噩梦的开始，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前，韩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到50%，远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也远低于85%的警戒线。
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为了刺激民众消费，对信用卡消费实行税收减免。
之前的很多年里，韩国政府都是鼓励民众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建设，但一夜之间，借钱消费突然变成了爱国之举。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甚至包括一些大型财阀集团，贷款给这些企业的金融机构都吃了大亏。
所以在韩国政府号召促进信用消费后，金融机构纷纷响应号召，将经营重点从企业贷款转移到了个人贷款。
从天而降的随时可用的低息贷款额度，立刻引发了刷卡消费狂潮。
1999年到2002年，韩国的信用卡数量从3900万张，增长到1.05亿张，3年翻了近3倍。平均每个成年人都有4.5张信用卡，持有5张甚至10张信用卡的也大有人在。
信用卡交易额，更是3年翻了6倍。
2002年，韩国的信用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46%，也就是说，韩国人几乎每花2块钱，就有1块钱是借的。
韩国人的借贷消费，成了解决韩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消费贷款的增加，金融机构快速扭亏为盈，消费的增加也带动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复苏。
问题是由于缺乏信用记录以及严格的隐私保护法，信用卡机构又急于扩张争抢市场份额，导致很多韩国人没有经过充分的信用风险审查，填一张表就可以获得信用卡。
甚至即便已经欠下了大量信用卡债务，依然可以到其他机构申请信用卡。一张信用卡的债务到期，可以用另一张信用卡取出现金偿还。
数据表明，这样的肆意挥霍，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以及收入不高的年轻人。
1998年到2002年，韩国高收入家庭的债务没有明显增加，甚至出现了下降，而低收入家庭的负债大幅增加。
曾经拯救韩国经济的信贷狂潮，最终演变成了债务危机。
2002年，韩国信用卡坏账率开始大幅上升，到2003年已经接近20%。
部分信用卡机构因此陷入危机，其他机构意识到问题不对，迅速收紧信贷。
突然之间，曾经唾手可得的信用贷款，消失了。
2003年，韩国共有370万人信用卡债务违约，占韩国15岁以上人口的10%，与信用卡债务相关的犯罪、卖淫、自杀事件屡屡发生。
绝望之际，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甚至是他们的孩子。
有一位34岁的母亲不堪债主催讨，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从高楼上跳下。
在她眼里中国人均负债率，让孩子结束生命，远比在这个世界上做可怜的孤儿要好。
还有一位老人因女儿的负债问题服毒自尽，他在写给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遗言中写道：
“我女儿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信用卡公司为什么要给她这么多信用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自杀率超过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爆发信用卡危机这一年，韩国的自杀率大幅超过日本。
最后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让那些因过度借贷面临破产的人，最多可以将债务期限延长8年。
就这样，数百万韩国人过上了打工还债的生活，除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支出，其他收入，一律用来还债。
但那些处于收入最底层的群体，一年到头存不下一分钱，债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2 借债为生
信用卡危机逐渐平息，但是却给韩国留下了致命的后遗症。
刷卡消费的习惯沾染容易戒除难，1998年，韩国人平均将家庭净收入的23%存起来，到200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5%，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7%，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2019年，韩国15岁以上经济活跃人口，依然人均持有3.9张信用卡。
2020年，外媒报道过一个典型案例。
2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具永奎，月收入约3400元人民币，但是却因挥霍无度，欠下了近48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他有4张信用卡，每月可以消费的额度，是他月收入的60倍。
当被家人发现他的债务时，他羞愧难当，三次试图自杀。
除了过度消费，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失业、收入增长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等原因，不得不借债维生。
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统计，2015年到2021年，韩国15到29岁年轻人的痛苦指数（体感失业率和通胀率之和）从22上升到了27，一直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
伴随失业和通胀而来的，是年轻人的负债率快速上升。
2015年29岁以下年轻人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6.8%，仅高于60岁以上群体。
但是在2017年之后，年轻人的负债率超过了所有其他年龄段人群，并在2020年达到32.5%的峰值。
这是因为年轻人负债增加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资产增加的速度。
20岁以下人群的人均负债，从2015年的1491万韩元（约8万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020年的3479万韩元（约19万元人民币），负债平均每年增长近20%，而资产的年均增长率却不到4%。
2018 年，韩国超过13万人破产，破产率上升的唯一群体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只能一边找工作一边继续欠钱，这样的日子甚至会持续一两年的时间。
随着就业越来越困难，不少年轻人也将目光转向创业，选择低门槛的零售和餐饮等行业。
但是年轻个体营业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2015年到2020年，韩国其他年龄段创业者的倒闭率都在下降，只有29岁以下年轻个体经营者的倒闭率在上升。
2020年，年轻个体创业者的企业倒闭率超过20%，是整体平均倒闭率（12.3%）的1.6倍。
不想让企业倒闭，就得借债。
一项针对个体户的调查显示，新冠疫情爆发后约一年的时间里，81%的受访者负债平均增加超5000万韩元。
但是因为信用较差，低收入群体很难得到银行的低息贷款，只能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消费金融公司贷款。
韩国央行的数据表明，银行只满足了低收入群体不到五分之一的借贷需求。
其余全部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消费金融公司提供，而他们的提供的贷款利率通常在20%以上，甚至高达40%。
信用最差的群体，就连消费金融机构也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只能到黑市上借债。
但黑市借贷的平均利率高达53%，其中五分之一的人甚至要支付超过100%的利率，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也增加了犯罪和自杀的可能性。
3 何以为家
你听说过“灵聚”购房者吗？
在韩语里，这是把灵魂都聚集起来买房的意思。
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政府的不断打压下，韩国的房价反而越来越高。
年轻人们整日恐慌，担心现在不买房，将来可能更买不起，所以在房价进一步走高前，哪怕出卖灵魂，也要买房。
韩国家庭借债的原因中，生活支出只占25%，而因购房和租房产生的债务占比，分别是34%和13%，加起来占了全部债务的一半。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在放宽消费信贷的同时，大幅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恢复。仅2001年一年，就降息11次。
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韩国房价快速上涨，2001年房价上涨 10%，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2年又大涨16%。
随着房价暴涨，家庭负债也同步上升。
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以住宅为抵押的个人贷款，2001年是86万亿韩元，到2006年10月末增加到了209万亿韩元。
飞涨的房价鼓励了那些举债买房的人，因为随着房价上涨，作为抵押物的房产不断升值，那些抵押房产借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继续疯狂买房。
另外1955~1963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占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2000年左右这批人恰好进入购房期，进一步助推了房价的上涨。
在真实需求和投机交易的共同作用下，房价不断攀升，造就了韩国的房地产不败神话。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房价数次暴涨，涨幅少则两倍，多则数十倍。
早早上了车的人赚到了数亿韩元的差价，晚上车的人背上了巨额的房贷，更多上不了车的年轻人，只剩下沮丧和绝望。
为了稳定房价，从金大中政府到文在寅政府，似乎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但房价的上涨从未停止。
2017年文在寅上任之初承诺“居者有其房”，4年出台二十多项政策，但首尔公寓均价又涨了一倍，工资的涨幅远远不及房价。
根据OECD的数据，2020 年，韩国的平均工资甚至下降了0.8%。
根据韩国国民银行的数据，2021年初首尔的房价收入比就已经达到了17.8。
这意味着首尔的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至少18年，才能在首尔买下一套中等的房子。
2021年，首尔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没有房，18到34岁群体中，82%的人都在租房。
上涨的不只有房价，还有房租。
韩国有一种独特的租房制度叫做传贳，租房者支付相当于购房价格7成甚至更高的押金（传贳金）给房东，租房期间不需要支付租金，到期后押金全额退还，而房东则可以拿着这一大笔押金存到银行或者去投资赚取收益。
与传贳相对应的是月贳，也就是押金相对低，但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房租，押金越多，支付的房租就越少。
传贳这种模式，使暂时买不起房的人可以不用支付房租，又能为买房存下一笔钱，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高额的押金依然需要贷款才能承担，甚至根本无法企及。
随着房价暴涨，年轻人越来越难以承受高额的传贳金，只能选择月租的形式，韩国租房市场中传贳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2006年，传贳的占比高达50%，到2016年已经只有35%左右。
还有很多年轻人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考试院里。
所谓考试院本来是为学生考试提供的廉价宿舍，但是因为租金低到每月只需要20到30万韩元（约1100元-1600元人民币），最后成为了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唯一的选择。
考试院的房间面积通常只有3到6平方米，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加一张桌子，没有窗、墙壁很薄，可以清楚听到隔壁的声音。
根据韩国首尔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报告，36%的年轻单身群体，居住在地下室或考试院里。
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被问到韩国是一个年轻人可以过得不错的国家时，超过65%的年轻首尔居民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们只见满目霓虹，却不知何以为家。
4 赌命投机
面对失业、房价暴涨、收入增长停滞、生活成本上升，而国家降低住房成本、提高就业率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意识到，通过正常的努力，已经没有翻身的希望。
他们不再指望通过劳动跨越阶层，实现财富自由，除了借债为生、灵聚买房，很多年轻人抱着“搏一搏”的想法，借贷也要投机，到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里赚快钱。
相比于炒房，炒股和炒币的投入相对少，他们并非不了解其中的风险，但是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神话，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于是趋之若鹜，甚至沉迷其中。
根据韩国赌博问题中心的数据，因赌瘾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人数，2015年到2018年增长了6倍。
韩国每5个年轻人，就有一个在炒币。
根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底中国人均负债率，韩国560万炒币用户中，308万是20到39岁的年轻人，占这个年龄段人口（1343.1万）的23%。
被问到为什么要炒币时，33%的年轻人的回答是回报率高，15%的人回答，这是跨越阶层的最后机会。
在韩国官方试图禁止炒币时，不到一周时间，超过20万人在网上请愿抵制禁令。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是他们誓死也要捍卫的权利。
但是高风险的股票、加密货币，最终让绝大多数人暴富的梦想都沦为了泡影。
每一次股市和加密货币崩盘后，韩国的热门自杀地麻浦大桥搜索量都会大增。
有研究表明，股市崩盘之后，尽管韩国失业率没有明显提升，但自杀率却大幅上升，对年轻人影响尤其明显，2008年11月，30-40岁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分别上涨了47%和102%。
每次市场崩盘之后，韩国都会出现大量关于投资失败自杀，甚至家庭集体自杀的报道。
比如2018年2月，加密货币崩盘，一名韩国大学生和一名30岁的IT员工，相继因炒币失败自杀。
2022年6月，加密货币市场崩盘后，韩国又有一家三口集体自杀。
学生贷款、消费上的挥霍、高昂的生活成本、不负责任的投资，再加上岌岌可危的生意和收入，这一切，都让年轻人的债务更加快速地堆积。
据韩国统计厅等最新发布的《2022年家庭金融福利调查》，2022年15到29岁年轻人人均负债5000万韩元（约28万人民币），相比2021年增加41%。
2021年8 月，韩国政府宣布了新的贷款限制措施，旨在降低年轻人的债务。
但遏制借贷的政策，反而导致一些人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成本更高、风险更高的贷方，把自己推进更深的火坑。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无论是失业、生病还是生意亏损，情况发生最轻微的变化都会导致他们拖欠还款，随之而来的是侮辱、胁迫、暴力，最终许多人只能任由高利贷者摆布。
鱿鱼游戏播出后，有人向剧中的号码发送短信，希望能够参与游戏，对他们来说，剧中的剧情并非虚构，而是精准击中了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要么逃债，要么死。
韩国国家急救医疗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20到29岁群体自杀未遂的比例最高，32.4%的女性、22.9%的男性都曾自残或尝试轻生。
而且自杀念头在低收入的年轻人中更常见，月收入低于250万韩元的受访者中约有35.9%有自杀念头。
年轻人的绝望，早就体现在了出生率和自杀率上，这些年来，韩国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不断拉低世界的下限。
本该成为韩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了抛弃恋爱、结婚、生子的三抛世代，然后是五抛世代、七抛世代、N抛世代……
走投无路之后，就只剩下自杀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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