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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24日，周恩来总理的专机降落在了平壤机场的跑道上。相比起1958年的访问，周恩来总理在本次访问期间显得格外谨慎。
因为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自1965年以来就出现了急速恶化的势头，所以周总理本次出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修复双边的外交关系。
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与朝鲜曾经在历史上还有过一段交恶的时期。
那么，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发展呢？恶化之后的中朝关系又是如何恢复如初的呢？
这一切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还要从朝鲜战争后朝鲜国内的政治局势开始讲起。
朝鲜内部的明争暗斗
朝鲜的初代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是一个出生于农民家庭的贫苦孩子。靠着二战期间与日本侵略者的周旋与斗争，金日成才逐渐积累了政治声望。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新一轮的军事攻势，苏联的势力渗透进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
此时，正在白山黑水之间打游击的金日成就成为了苏联人为朝鲜挑选的未来领导人。
由于金日成等人在中国东北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争期间经常收到来自苏联方面的物资援助，苏联也会帮助金日成和中国的抗联同志们进行军事培训，双方的关系非常友善。
但与此同时，另一批被日寇迫害的朝鲜爱国人士逃到了我国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这批人当中，有不少都曾经去延安参观或学习过。
这批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爱国人士，在后来的历史当中被人们称为朝鲜劳动党中的“延安派”或“亲中派”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而金日成等人则被认为是“亲苏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本来按照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估计，这场战争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但在关键的时候，美国人却突然进来插了一脚。
不久之后，中国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在抗美援朝的过程当中，中国志愿军的战士们与朝鲜人民军的同志一起爬冰卧雪、阻击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今天，这一段历史都仍然被两国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传颂着。
但在中朝两国的军队携手抗敌的同时，金日成等朝鲜高级领导人却在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早在1951年的时候，金日成就以“平壤失守，作战不力”为罪名解除了朝鲜人民军炮兵最高指挥官武亭将军的职务。
然而，以武亭为代表的延安派军事将领又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指挥人员。金日成将武亭解职之后，朝鲜人民军内部立即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景象。
为了保护武亭将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不得不下令将武亭暂时接往中国居住。而在同一时间，金日成又宣布解除了延安派重要人物朴一禹的职务。
不过，出于维护两国关系与朝鲜人民内部团结的需要，我国并没有指责金日成和朝鲜国内“亲苏派”这种同室操戈的行为。
1953年7月，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在战胜了外部的敌人之后，朝鲜日益严峻的内部斗争又摆上了台面。
因为延安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战功彪炳，有的人革命资格甚至比金日成本人还要老。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金日成曾经提出过以自己创立的“主体思想”，来替代此前朝鲜人民军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几位延安派的主要人物立刻就对金日成这种想法表示了明确反对，这让金日成非常尴尬。
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顺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撤回国内，金日成几乎立刻就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从此，延安派从一个朝鲜劳动党中的政治派别直接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此后，中朝关系不断恶化，而朝鲜政府的高层也开始向更具经济实力的苏联靠拢。
朝鲜的“全面亲苏之路”
1964年，在苏联的许可之下，朝鲜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互会，正式成为了苏联的经济同盟国。
所谓的经互会是一个由苏联牵头，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共同组成的经济组织。在这个组织内部，苏联和东德等有经济能力的国家会出钱向朝鲜、古巴等国收购工业品和农产品。
苏联自诩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当苏联与经互会的成员国进行交易的时候，苏联人往往会以远高于市场价的金额去购买那些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
所以，加入经互会对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众多穷国而言是一件绝对的“好事”。靠着加入经互会获得的直接收益，朝鲜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开始直线上升。
到了1965年，朝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而同一时期的韩国还是一个遍地乞丐的国家。
从人均生活水平来看，同一时期的朝鲜甚至也要高于当时的中国。所以，朝鲜开始慢慢地疏远了曾经帮助他们保卫国家的中国人民，转而投向了苏联的怀抱。
加上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持续恶化。金日成认为中国在未来一定不会是苏联的对手。于是，朝鲜更是加快了全面亲苏的脚步。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访问朝鲜时，金日成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方的代表团。但到了1970年周总理再度访问朝鲜之时，朝鲜方面的态度就相对冷淡了。
周总理到访朝鲜之后，先是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的志愿军英烈献上了花圈，随后又向朝鲜人民军烈士陵园和苏联红军阵亡飞行员纪念碑献上了花篮。
此举是我国主动释放的希望缓和中朝两国关系的信号，但金日成在此前曾经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保证“不会屈从于中国”。所以，周总理的这番好意并没有换来朝鲜方面的友善回应。
在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苏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挤压美国的势力范围。而朝鲜和古巴作为两个接受苏联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更是为了苏联的霸权事业充当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我国领导人曾经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提醒朝鲜方面，不要在经济上依赖苏联，应该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经济体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本国人民的生活。
但金日成和一众的朝鲜高官却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友善提醒当成了“挑拨朝苏关系”的证明，中朝关系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始至终，中国领导人对朝鲜的态度都是十分友善的。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外交经验给朝鲜提个醒，但奈何朝鲜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全然无法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当时间进入了1985年以后，随着苏联与世界政局的激烈变化，中朝两国的关系也再一次迎来了大转折的时刻。
跌跌撞撞的“正常化”
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逐步拆解“经互会体系”。戈尔巴乔夫认为，以往对朝鲜和古巴的大量援助消耗了苏联的国力，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如果朝鲜还想继续从苏联获得粮食就必须以国际标准价格从苏联的手中购买。
但在经互会体系下享受了几十年的朝鲜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来买粮食呢？所以，在苏联方面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立刻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的境况更加艰难。朝鲜全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民众被饿死，大街上的汽车也因为缺少燃料而无法启动。
1994年，为了应对国内持续恶化的经济环境，朝鲜开始实行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朝鲜官方将这段历史称为“苦难行军”。
在朝鲜开始苦难行军之后，他们也开始向中国申请粮食援助和进口。而在这个时候，中国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大度，选择与朝鲜化解恩怨。
在朝鲜最为困难的时刻，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人民币的无偿贷款，与这笔贷款一起被送往朝鲜的还有52万吨救济粮。
随后，中国又向朝鲜无偿分享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力图帮助朝鲜人民渡过难关，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密切。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其子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在整个金正日时代，中朝两国的关系不仅实现了正常化，更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贸易额也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态势。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朝鲜人也终于走出了“苦难行军”。
纵观整个中朝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国外交策略的异同之处。相比于朝鲜不假思考全面依靠外国的做法，中国人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白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的是，朝鲜与中国在历史上的确有过一段不太友好的时期。
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中朝都是彼此的重要邻国，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必然是朝鲜所有外交工作中的优先事务。
两国之间不仅有着联系紧密的文化，更有着用血与火练就的共同历史记忆，而这也恰恰是两国人民保持长期友谊的基础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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