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思达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当刘彻继位的时候，经过3代父祖辈的努力，汉帝国已经从当年满目疮痍中恢复过来，变得富裕充足——然而谈不上和平。事实上，自打白登之围以来，和平就是一个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匈奴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这个年轻帝国的头顶之上。虽然汉帝国一直严格地遵守和约，以送上宗女和亲及缴纳岁币的方式试图讨匈奴欢心，进而换取一时平安。但对认同“狼性”，讲究实力至上的匈奴来说，汉帝国这种态度只是软弱者的表现而已，只能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匈奴大规模南下掳掠中原的事迹，成了文景之治中极不和谐的画外音：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夏四月，匈奴大举入侵河南，京师震动；
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兵入侵关中；
文帝后六年冬（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云中、上郡；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8年）夏六月，匈奴自雁门入上郡，抢夺苑马（汉帝国作为战略储备而在上郡饲养的战马）；
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入侵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贪得无厌的胃口，然而国力不如人的事实又迫使汉帝国不得不全力维持这种脆弱的和平，这种焦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从一些细节中后人也能隐隐体会到。
在文帝十五年到后元元年的3年中，匈奴每年南下，辽东和云中两郡受灾最重，每年被杀略者无辜平民以万计。而缺乏骑兵的汉军每每只能武装大游行，将匈奴礼送出境了事。不断的边患给汉文帝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次，他在长安遇见了身为赵人的郎署长冯唐，触动心事，就与之聊起赵国将领来。在汉文帝的心目中，赵国将领李齐算是一个名将，因为当年汉文帝还在北方当代王的时候，伺候他饮食的尚食盐（官名）高祛经常给他讲述李齐的战斗故事，搞得他现在只要一吃饭，就会止不住想李齐。但熟悉赵国典故的冯唐毫不客气地指出，李齐和廉颇、李牧这种真正的名将比起来，只算是“战五渣”。听到这里的汉文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当场拍着大腿大声感叹道，要是自己真有廉颇、李牧这种名将，还会担心害怕匈奴吗？可见，当时汉文帝外忧匈奴、内怀良将，长期郁闷和压抑心情已经无法克制，才会在臣下面前如此不顾失态吐露内心真实想法。
汉高祖刘邦像，清姚文翰绘
面对来自匈奴压力，皇帝都如此深怀压抑，那么其他的人就更不用提了。事实上，在汉武帝登基之前，帝国民间和政府对匈奴终有一战的呼声不绝，各种鼎鼎大名的精英人士，如贾谊、晁错都向皇帝和朝廷提出许多靠谱或者不靠谱的对匈战略。不过，此时的这些战略都是倾向于夯实帝国经济军事基础：轻徭薄税、开荒、兴水利、广积粮，增加国家财富，备战备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汉帝国整个统治阶层上上下下都对汉匈关系有清楚的认识：汉匈迟早有一战，但是在这之前，汉帝国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这准备一做就60年，等刘彻继位的时候，汉帝国国力已经恢复，有了足够的物质和金钱支持对匈作战，而更重要的是：汉帝国蓄养的马匹已经多达40多万匹，足以编成一支可以和匈奴对抗的骑兵了，中原的汉帝国终于有了能对抗匈奴帝国的本钱了。
草原帝国匈奴
虽然经过长期的国力积蓄，汉帝国已经有了足以和匈奴周旋一番的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匈两国国势在此消彼长。实际上，匈奴此时依然是一个极其强盛的大国。就在汉帝国暗中积蓄力量时，匈奴也在不停地扩张。在冒顿单于时代，匈奴攻灭了东部的东胡，击破月氏。而等到冒顿单于儿子老上单于继位后，匈奴再度对月氏实施了毁灭性打击。甚至将月氏王的头颅割下，做成了老上单于的饮器，逼迫月氏残部从今天河西走廊西北部迁居到了新疆伊犁附近重建了月氏国。
在匈奴称霸草原的征途中，击败月氏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当年冒顿单于曾被他的父亲送到月氏当人质一事来看，月氏应该是昔日的草原霸主，所以才能命令匈奴交出首领之子做人质。而匈奴彻底击败月氏，则是完成了一次霸权转换，让匈奴成为称霸草原的新盟主。自此之后，匈奴马不停蹄地扩张和征服。凭借庞大的武力，到了老上单于儿子军臣单于继位之时，匈奴已经成为一个雄踞中亚和东亚的草原帝国：国境东至今天辽宁辽河，西部则囊括了今天中亚五国大部分，康居（中亚）、大宛（今新疆西部）、乌孙（新疆西北）等西域诸国都是其属国。为了控制这些西域小国，匈奴负责西部边疆的日逐王还专门在焉耆、危须和尉犁之间（均在今新疆焉耆县附近）派驻了僮仆都尉。从这个意译的官名就可以看出匈奴的骄横，它把这些西域小国视为自己的奴仆，设立僮仆都尉是为了监视和压榨这些小国的资源，以扩充和壮大自己的。除此之外，匈奴还和西亚诸国展开了贸易，影响力远达安息（今伊朗、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小亚细亚、叙利亚、约旦及埃及一带）、条支（今伊拉克、阿拉伯一带）。
不过此时汉帝国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所看到的是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汉帝国的整个北部，从祁连山到敦煌、张掖、武威和贺兰山以及内蒙古、河北都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甚至陕西、山西、河北北部也时常遭到匈奴铁骑的蹂躏。被匈奴隔断的他们，暂时还无从得知在山的那边，还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等他们的到访。
发现新大陆：坚毅与忠贞的凿空之旅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一定要联络尽可能多的盟友组成统一战线，这是大国对抗的一条屡试不爽的铁则。汉帝国在对抗匈奴时，也是如此。当汉武帝刚即位不久，有匈奴降人给汉帝国带来一条重要的情报：惨败于匈奴的月氏现在建国于西北地区西域，一直对匈奴耿耿于怀，试图加以报复，并迁回旧土。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初唐，敦煌莫高窟323窟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匈奴，月氏一下从防备对象变成了朋友。就在汉文帝时期，贾谊还上书说：“将必以匈奴之众……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新书·匈奴·第二十六条》）建议用酒色财气腐蚀匈奴，使其成为盟友雇佣军防备月氏；转眼之间，昔日防备对象月氏就成了潜在的盟友；想象的盟友则成了共同的敌人。不过话说回来，考虑到月氏最初活动范围在今天河西走廊一带，和汉帝国之间应该有所交流和了解，因此汉帝国产生了与月氏联络共同对抗匈奴的想法，也是极其自然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志愿穿越匈奴控制区前去联络月氏，踏上了这次伟大的凿空的远征。
在某种程度上，张骞的这趟远征和后世哥伦布的远征颇为类似：在出发之时，谁都没有料想到这趟远征的伟大意义。当事人也好，背后支持他们的汉帝国和西班牙王室也好，都只是将远征的目标设定在更为现实的眼前问题上：一个是联络月氏，对抗匈奴；另一个是找到印度，赚取香料。但是，命运青睐张骞和哥伦布这样具有勇气和毅力的探险家，将发现新大陆的桂冠和荣誉赐给了他们（对于公元前的中原来说，对西域的探索发现，其意义一点不亚于西方发现美洲）。他们，甚至他们同时代的人或许尚不能理解远征的伟大意义，但是他们的后人，经过了百年的消化和体会，终将理解远征的伟大意义，也终将理解这些充满勇气、坚毅和忠贞的远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
但当张骞出发的时候，他对自己以后的命运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世界的自觉。对他而言，他只是在忠于职守，一刻也不曾忘记帝国交给自己的任务而已。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带着从者百余人从陇西出发。如此庞大的使者团，在人数上几乎相当于一小支军队。这恐怕是基于现实考虑：在击溃月氏之后，匈奴势力已经南下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无论张骞怎么绕道，都必须通过匈奴势力控制区，所以这个使团不仅肩负着外交使命，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将其执行下去。但人数庞大的使团也容易暴露目标，所以在出发后不久，张骞就被匈奴所擒获，进而被拘留，不得不在匈奴滞留了十余年。虽然，关于张骞匈奴滞留时期的生活没有任何详细资料加以记载，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勇敢的使者从来没有忘记过祖国交给自己的使命。即便是滞留期间，不得不和匈奴女子结婚生子。但当看守放松之后，张骞立即逃脱，没有任何想返回故土的想法，而是坚定地继续向自己的目的地——月氏出发。
在张骞被拘禁在匈奴之时，整个东亚形势已经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元光二年（公元前133），马邑之战爆发，汉匈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虽然，身处被囚禁状态的张骞对战争的爆发一无所知，但他出逃之后惊愕地发现，原定应该在伊犁附近月氏，已经再度西迁到中亚了，他的远征不得不继续向中亚深入。
月氏西迁最直观的原因是受到了受匈奴支持的乌孙攻击，在伊犁无法立足而不得不再度远走他乡。不过，仔细考虑诸方面因素的话，应该是匈奴方面对汉帝国派遣张骞联络月氏夹攻自己的企图有所察觉，对汉帝国跃跃欲试的挑战也有所察觉。为了在可能的大战之前消灭可能的隐患，才纵容鼓动附庸的乌孙攻击月氏。根据《史记·大宛传》的记载，张骞在被囚于匈奴期间，曾经接受过单于的盘问。在这次诘问中，单于很直截了当地问张骞，月氏在我们北面，汉为什么要向他们派遣使者？如果我想要向越派遣使者的话，汉会听我的吗？考虑到当时百越地区和中原的紧张关系，单于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相当值得玩味了。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张骞继续向西进发。他沿天山南麓西进，抵达了疏勒国（今喀什）；然后在捷列克山口（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翻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数十日的旅程抵达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抵达大宛之后，张骞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因为大宛也听过汉朝的富饶，很想与其进行交易，只是苦于无处寻觅。而张骞的抵达，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大宛不仅热情招待张骞，还给他配置了翻译向导，带他去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再从康居抵达大月氏。最终，在公元前129年左右，张骞抵达目的地——大月氏。
但是抵达预定目的地这件事并没有让张骞获得成就感，反而让他大失所望。在东亚战败遭到淘汰的月氏到了中亚，反而以压倒性的实力称王称霸起来。他们打败了大夏，占领了富饶的河中地区（Sogdiana，今分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生活富足安定，已经是“此间乐，不思蜀”。早已经过上富足生活的大月氏丧失掉复仇之心，再也不肯回到东亚的草原上和匈奴殊死搏杀。因此，张骞在大月氏和大夏地方逗留了一年，努力地想说服月氏与汉帝国结盟夹攻匈奴，但是始终不得其上层人物的要领，不得已之下只能孤身返回。
与来时相比，张骞回国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为了避免被匈奴势力发现，他从南道返回，大体是沿妫水（ 阿姆河）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抵达莎车和于阗（今新疆南部的莎车县和和田县），试图从这里越过南山（今新疆阿尔金山）从婼羌（今柴达木盆地一带）回到阳关或玉门关。但是由于当时匈奴势力庞大，控制羌族，使得张骞在婼羌地区再度被匈奴俘虏。又扣留了一年多，直到军臣单于死去，匈奴内乱，张骞方才脱身，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年中返回长安。百人出发的使团，最终能够回到中原的，只有张骞和堂邑父两人而已。
汉帝国对匈奴的包围网
虽然，张骞的第一次出使并没有达成最初的战略目的：与大月氏联盟对抗匈奴。但这趟远征，却对当时实际上处于被匈奴封锁状态的汉帝国来说，有着开天辟地般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原帝国整个在西部的影响力止步于玉门关、临洮一带。在此之外的世界到底是怎样？对此，整个帝国一无所知，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而张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帝国报告了整个西域的情况。直到此时，帝国才了解到在西部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仅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诸国，还有侧面了解到乌孙、奄蔡、条支、安息等国。根据张骞报告，汉帝国不仅了解了这些国家的位置和城市，甚至连人口、兵力和特产都有了初步了解。
《张骞回京》，1986 年，林凡作，国画，纵150 厘米，横145 厘米。作品描绘张骞完成使命回京场景。图中，张骞衣衫破旧，大步而归，民众夹道欢迎
对于汉帝国来说，张骞的报告除了让帝国第一次睁开双眼看到外面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惊喜：了解到西域各国的详情之后，汉帝国上层就立即意识到，自己最大对手匈奴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在西域的统治既是其力量的来源，也是它的弱点。西域各国并没有甘心臣服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彼此之间也有不满和矛盾，匈奴在西域的统制，并不是不可撼动的。如果能利用这些因素，将西域纳入汉帝国的势力，直接就能在战略上形成对匈奴的包围圈。正如张骞自己所建议和西域大国乌孙结盟：“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则是断匈奴右臂也……”。而这个“斩断右臂”也被汉帝国决策层采纳，成为对匈战争中一项既定国策。从此开始，汉帝国除了直接和匈奴面对面决战之外，还积极向西域发展，将自己的影响力拓展进了西域。
凭借着对西域情况的了解，张骞直接参与了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和四月的对匈作战。这两次作战汉军统帅为卫青，张骞作为校尉协助，由于其曾被困匈奴十余年，熟知地形，“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战后被封为博望侯。两年后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战略要地河西走廊被汉帝国完全控制，匈奴直接的军事压力减轻，而通往西域的门户也第一次向汉帝国完全敞开了。汉武帝立即着手推进西域攻略，再度派遣张骞率领300人、马600匹、牛羊金帛无数，浩浩荡荡地出使西域乌孙，希望能和乌孙结盟。虽然由于乌孙内部动荡的因素，最终使得张骞的使命没有达成，但张骞派遣自己的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抒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等国展开外交活动，将汉帝国的影响传播到了中亚各地。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乌孙国配备翻译、向导护送张骞回国，并且派出了回访的十余名使者——这是第一次西域国家对中原的官方访问。这些使者见识到了汉朝的强大，在回国之后向乌孙王做了详细的报告，最终让乌孙下定决心和汉帝国结盟——张骞倡导的“斩断右臂”和对匈奴包围网，最终得以成型。但收效却要到等几十年以后的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祁连将军田广明等五将军率军15万北伐匈奴，而乌孙也出骑兵5万从西方攻击，在两路夹击之下，匈奴大败，日渐衰耗，最终一蹶不振。
西域凿空的巨大影响
张骞的远征，在中国历史上被人们习惯称为凿空，在世界史中，也算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尤其是他的第二次出使，不仅有着直接的战略目的：为对抗匈奴与乌孙结盟，另一方面更有向西域各国宣扬软实力，让汉帝国的影响力扩展到西域的因素存在。这一点从汉武帝大手笔提供人力物力，并且直接给张骞安排了许多副使，让他们在西域广泛地出访等诸多事实中，就能了解汉帝国对此次出使的深意。事实上这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次出使之后，几年之内，西域各国的使者，就络绎不绝地抵达长安。而从长安通往西域，再从西域辗转到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也在这种来往交流中逐渐形成。
《封“狼居胥”》油画，田崴作，纵225厘米，横450厘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霍去病乘胜追杀匈奴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肯特山），举行祭天仪式。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率军一路追至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在中国向西方输出的诸多物品中，丝绸是毫无争议最具有影响力的商品。但这并不是全部，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中国许多技术和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西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农耕技术。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汉帝国具有相当高的农业生产水平，随着汉军在鄯善、尉犁、乌孙、车师等地屯田，大量的农具（如锄、犁）和引水浇灌技术被传播到西域，在当地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制陶、冶金技术也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这点在墓葬考古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冶金，在张骞同西域之前的墓葬中，人们只能发现少量的铜制品，但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具有内地特色的金属制品。在尼雅、库车、洛浦等地，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古代冶铁、冶铜的遗迹。在这些遗迹中，生产工具和产品都带有强烈的内地特点，足以证明内地对其的影响。
对于汉帝国而言，在与西域的交流中，最先传入内地就是农作物和良马。西域的大宛和乌孙两国都盛产良马，对于正处于对匈战争中的汉帝国来，最希望得到的就是来自西域的良马。在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打通之后，汉帝国获得了大量乌孙和大宛马，大大地加强了汉帝国的军事实力。到了后期，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汉帝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汉帝国对西域农产品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葡萄、苜蓿、石榴、芫荽、蚕豆、大蒜等等农产品，都是从西域获得的。在许多古人的记载中（任昉《述异记》、张华《博物志》、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都号称是张骞从西域带过来的。不过，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都是在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自然而然地传播过来的。
除了这些实物的交流之外，中国和西域还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将一批歌舞杂技艺人和音乐“摩诃兜勒”、乐器“横吹”带回长安。起源于龟兹的乐器琵琶、胡笳西域，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到了内地，对中国的音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杂技和魔术，也是在这个时候，随着文化交流从西域传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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