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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古代选拔官员的人事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先秦的世袭制，到秦朝的军功制，从汉朝的察举制，到隋朝创立的科举制，都体现了古代中央对于人才选拔任用的探索和尝试。
其中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事制度，最为历史学家所诟病，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6世纪，九品中正制盛行了五个朝代，前后近300年的时间。九品中正制的核心内容，就是以门第出身论官位高低，人才的晋升渠道被世家大族一手垄断，逐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僵化局面，魏晋南北朝也因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大分裂时期之一。
那么，九品中正制对于人才的划分，果真是以门第高低作为唯一标准的吗？
一、“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曹丕称帝建立魏朝之后，由谋士陈群担纲，颁行“九品中正制”作为新的选官制度。每州、郡内设立一名“中正官”，也就是专门选拔人才的人事职位，且该官员必须由三品以上官吏担任。
根据出身、德行和才能的不同，中正官将所有的文人士大夫分成三六九等，分别授予对应的官级和职位。
“九品中正”中的“品”字，起初就是“门第”“出身”的意思，体现了古代人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上至权倾朝野的二品大员，下至七品县太爷这样的芝麻官，都是依据这样的标准评定而来的。
至于金字塔尖的一品官员，在史料中鲜有记载，一般认为是虚设的头衔，实际上的最高品第就是正二品。
从秦汉时期开始，“门当户对”的门第思想就逐渐深入人心，大姓家族往往在一方享有万民敬仰，从而凭借自己的地位、声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
不过在魏晋以前，这种思想还仅仅停留在一种官场潜规则，并没有白纸黑字地写进法律条文。曹丕即位后，百官不服人心浮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审时度势出台了“九品中正制”，目的就是拉拢朝中的“高门”官员，让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正二品”以上官员一律属于“高门”的范畴，而二品以下则称为“寒门”。正二品以上官员不仅权势熏天，甚至手握官员任免的生杀大权，垄断了“九品中正”这场权力游戏的规则，造成“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盛于西晋，直到隋朝开皇年间才寿终正寝。这项特殊的人事权力制度自曹丕谋士陈群提出后，沿用了三百年整整五个朝代，将中国古代官场的腐朽病态推向了新的高峰。
从那以后，贵族阶级正式拥有了一把名正言顺的“保护伞”，他们对内联姻、对外封闭，将已经到手的政治特权世袭罔替，庇荫子孙后世。
这种逐渐固化的门阀政治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甚至直到今天，相亲说媒还免不了问一句对方的户口、资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阵营，一类是出自世族大家的“清官”，一类则是毫无背景，全凭自己本事跻身政坛的“浊官”。
讽刺的是，这里的“清官”与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大老爷毫无关系，反倒大多都是中饱私囊、无德无才的贪官污吏，反倒“浊官”一派才是真正为民做主的中流砥柱。
二、“九品中正制”的成因：
《三国·魏志·陈群传》记载，九品中正制诞生于咸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此时魏武帝曹操尚未去世。但在创立之初，这一制度选拔人才的依据还不是血统出身，而是才能德行的优劣。
在此之前，两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主要以道德是否高尚为主。然而到了东汉年间，天下大乱，察举制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
人们慢慢意识到，一个人的品德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看出来的，必须经过长期反复的考量观察才能见真章，也就是所谓的“日久见人心”。
于是乎，全国各地的乡野间逐渐流行起一种名士品评、褒贬人才的风潮，最火的时候，甚至能够左右朝廷对人才的选举任免。
名士当中有一些人，批评人物的时候总是恰到好处，被当时的老百姓奉为偶像，只要他们说谁不好，话一出口就成定论。如此一来，朝廷的用人权力遭到一些别用有心之人的严重干涉，对加强中央集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察举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就是“九品中正制”诞生最初的动因。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说曹操功成名就以后，曾要求名士许劭给自己写一则评语，许劭言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个故事未必符合史实，但足以见得在曹魏时期，乡野名士的评价有多么受重视，即便是权倾天下的曹操，想出名也得请他们捧场。
这些名士大都出自名门望族，也就是世族的代言人，久而久之，名士和大族互为表里，逐渐垄断了朝廷的人才选拔。
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外戚结党专权，整个社会充斥着黑暗与腐败，像这样的乡议品评，多多少少还带有传达民意、激扬正气的作用。
然而到了三分天下之时，各割据政权纷纷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第一要务，天天搬弄是非教唆百姓的名士集团，自然就成为了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西汉创立察举制的另一个初衷，是基于儒家道德中的伦理秩序。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九品中正制，“仁”是一个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品德，只有“克己复礼为仁”，才能教给他其他的知识。
秦汉两朝的帝王为了巩固政权，大都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大道，这就是察举制出现的历史背景。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人们不再将品行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从东汉三国开始，经年累月的兼并战争造成频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两汉时盛行的乡议品评无法执行，于是便诞生了一种权宜之计，各乡评选出一位德高望重之人作为品评人，在吏部选拔人才时负责举荐，以便于朝廷对于文人士子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加强中央集权，后来朝廷对此职位进行直接任命。
三、“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中正官垄断人事权势熏天，朝野间乌烟瘴气百弊丛生
九品中正制刚刚出台的时候，确实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收获了明显的成效，最大的获益者也就是世族大家们，无不对其交口称赞，齐声高呼天子圣明，自然对统治者更加忠心耿耿。
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世道人心的变化，九品中正制一味追求门第的弊端逐渐显现。公元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成为第一个公开抨击该制度的人，认为其是非不分、贤愚不明，不再适用于国家的发展。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掌管人事大权的中正官员权力逐渐膨胀。朝中的当权者想要把权力地位延续给子孙后代，就必须先过中正这一关，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巴结讨好，以求自己的子嗣仕途通达。
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更不必说九品中正制，如果不给中正一点好处，想要谋个称心如意的官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谁要是一不留神得罪了中正，还可能会受到降职的处分。
上至二品大员，下至文武百官，中央所有重要官员的任免升降，全部都要看中正官的脸色。为了在评第论级的时候多评一等，许多官员无所不用其极，中正官的府门都被踏破了门槛，前来实行贿赂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中正官一人当家、徇私舞弊的局面愈发严重，官场上很快充斥了无德无才的贪污腐败分子，把朝廷搞得党派林立、乌烟瘴气，加剧了政治的腐败堕落，成为社会和国家进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晋书》记载，西晋时曾有一位中正官叫做王衍，他不顾旁人的眼光，向朝廷举荐亲兄弟王澄、王敦担任枢要职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举贤不避亲”。
然而，两人在官场中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王成先后历任雍州和荆州刺史，可在职期间耽于酒色不理政务，最终遭到朝廷弹劾；王敦就更夸张了，竟然拥兵自重，做起皇帝梦来，结果被天子察觉，惨遭极刑。
九品中正制自推出以来，对于汉末察举制、征辟制造成的腐败乱象，起到了一定的整肃作用，有效杜绝了朝野内外的朋党乱象，有力巩固了中央集权，并从此沿用长达三个世纪，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总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央文武百官的荣辱高下，全部取决于中正官一人的爱憎好恶，造成依附权贵者青云直上，安分守己者潦倒困顿的荒唐局面。
其二，中正官一般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此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不仅无法为国家选拔能人贤才，反而阻塞了寒门知识分子入仕晋升的渠道，沦为贵族权力世袭罔替的“保护伞”，魏晋南北朝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最动荡的大分裂时期之一。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典型的“乱世”之一，魏晋南北朝分裂动荡的局面，与这三百年间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项制度诞生的时候，处于天下大乱、三国鼎立的战争年代，曹丕一方面需要大量人才壮大曹魏势力，一方面又要维持统治稳定，保住曹操留下的江山，无奈之下行此权宜之计。“九品中正制”与生俱来的诸多弊端，也为其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了伏笔。
参考：
1、《魏书》
2、《晋书》
3、《太平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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