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娥，秩序与观念的“他者”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文学作品对两性关系的书写都带有强烈的解放性和成长性意义，特别是庐隐等女性作家在摆脱对“身体”的“羞耻不洁”认识方面和追求“对等”的两性关系的自觉上都表现得极为突出。新中国建立后，法律赋予的男女平等，是一种取消了“性别差异”的绝对的男女平等，这种绝对平等剥夺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表征是女性解放，西方女性主义憎恨男性，以身体和性对抗男性社会，最终走向女性孤独自恋的狭小的叙事空间；中国的先锋小说则以敌视女性或“妖魔化”女性为创作基调，苏童最具有代表性，有人指责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是伪现代主义，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和文本对女性的仇视与暴力。顾彬批评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总是把女人当做肉体来谈论”。从这一点看，《白鹿原》的女性叙事尽管有内在的矛盾与纠结，但它对女性身体欲望的文化认同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对等”的两性关系的自觉认知的传统。当代作家的女性叙事如果没有很好地考虑或处理这种“对等的两性关系”的话，其精神高度就不如五四文学的作家了。
关中地处内陆水深土厚，民间伦理道德观念比较严肃正统，建国以来，柳青、王汶石、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都有过道德焦虑。《创业史》中，从两性关系模式就可以看出好人还是坏人，两性关系成为不同阶级政治立场和道德伦理的象征，具有先验性和阶级性；路遥的《人生》充满了社会现实焦虑和伦理道德的思想冲突，作者尤其关注男性的伦理道德，朱小如认为“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平等的。”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精神成长，这一点没有超过《红与黑》；贾平凹的《废都》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叙述，且有文人“亵玩”的成分，削弱了文本社会批判的锋芒。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有光彩、也最富争议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女性画廊中独特的“这一个”。人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作者对女性身体欲望的文化认同，他将女性放在“对等”的位置展开叙事，超越了才子佳人小说“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模式，也超越了《青春之歌》“政治-性”的救赎模式，即男性从身体到灵魂逐层拯救女性的叙事模式。即便有救赎关系，那也是两性相互救赎，黑娃和白孝文都是通过女性的身体（性）发现自我的。
文本中的女性书写，很少男性的悲悯意识和人道情怀，女人从精神到肉体都与男人同样强大，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秦人“冷硬”的性情。女人的“身体”（性）既能拯救男性，又能毁灭男性的生命意志。白嘉轩深刻地体验到女性原欲所爆发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毁灭力量，连续六个女人各不相同的死亡方式几乎摧毁了他生存的勇气，是母亲的干练、专注、果断给了他力量；黑娃的暴力只能打折白嘉轩的腰杆，田小娥的“身体”却动摇了他对儒家伦理教化的信心。朱小如说：“从《白鹿原》中田小娥的身上我隐约看到了是把身体看作是一个有正气的、有解放和成长意义的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观点和不对等的两性关系。”这正是田小娥形象的文化价值所在。
谈到田小娥的“跃现”，作者说是蓝田县志中那些用一生的凄苦换来无人观赏的几个字符的“贞妇烈女”唤起了他近乎“恶毒的意念”。“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理。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泼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或许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田小娥到来的过程确系如此，但他对女性本能和自然欲望的描述却始自《康家小院》，吴玉贤自幼接受封建传统文化的训育，她的“出走”是生命本能的支配，是对新社会“婚姻自由”新观念的体认，是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的尝试。她的回归“坚定诉说着传统道德力量的牢固和不可战胜，隐喻着作家人生信念的启示：面对新潮流的冲击，不能轻易丢弃抵御现代‘文明’的传统美德。”这是外在结构，作者的突破在于对玉贤出轨主动性的捕捉上，“上冬学”是她的主观意愿，对杨老师的喜爱也颇类“一见钟情”，她被他的年轻、白净、文明、柔声细气吸引，产生了初恋的感觉，课堂上目光“对视的一瞬，她忽地一下心跳，迅即避开了。她承受不了那双眼光里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教的什么字啊，她连一个也记不住！”知晓新政策后，她有了“一种懊悔心情”，心想要是自己一定选择一个比勤娃更灵醒的人。她的女性意识在国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策的感化下悄然觉醒。故事的收场又回到五四的叙事模式，带有历史的痕迹。
随后，在《打字机嗒嗒嗒》、《蓝袍先生》、《四妹子》、《窝囊》、《地窖》等作品中，作者依然在探索女性解放的社会主题。四妹子为吃白面馍远嫁他乡，但她同样有对男性的想象和期待，玉芹（《地窖》）短暂的婚外情并未改变她的生活，她将之雪藏并淡忘。俗世中这类情事时有发生，若不是躲避征丁，鹿子霖那些相好们未必会找他；农协铡刀下的老和尚和碗客、及乌鸦兵祸害过的女人，也得活人。田小娥只是她们中悲惨的那一个。没有吴玉贤、四妹子、秀芹等女性艺术创作的积累，就不可能产生田小娥这样的艺术典型。
艺术典型在作家尚未察觉或意识到的时候，已悄然潜伏，等待作家灵感的到来。作者用“恶毒”来形容田小娥跃现那一刻的心境，表达了作者两性观念的瞬间转变。从吴玉贤、四妹子、田芳、玉芹等女性身上，我们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的追求与反抗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包括田小娥和白灵等，她们在两性关系中，都有对性的渴望、享受，甚至贪婪，田小娥更是以“性”彰显其生命价值。
作者笔下的性交往女性主动的模相对较多。现代心理学认为，两性交往过程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往往比较主动。热衷于书写“女性主动”型婚恋故事，是男性作家弱势心理在创作中的曲折表现，是主体自卑自恋心理的表现。新时期模式很多，如章永璘与马缨花和黄香久、高加林与刘巧珍和黄雅萍、孙少平与田晓霞、庄之蝶与唐宛儿、黑娃与田小娥等，都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痕迹。
对女性解放问题，作者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女性解放不全是“施与的”，女性自身的觉醒和需要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强调女性自发的反抗意识，尽管其反抗动机、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如白灵与田小娥和冷大小姐，却都具有自发性和内在性特征。他充分肯定了女性的身体价值和性欲求，将自我救赎作为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
他似乎很厌倦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1980年代初，他写了一个为爱情而不是礼教苦守的女人（《田园》）；在他笔下，工程师丈夫与农民妻子过着平等的家庭和爱情生活。女性总是以各自的方式争取婚姻和爱情的自由与权利，有时甚至不计后果。他尊重女性“我要”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对她们施与同情和怜悯。在他看来，为“我要”而牺牲是惨烈的，比如冷大小姐苦守名节，曾为原欲而自责，鹿子霖酒后失德，她斥之为“吃草的畜生”，却在情欲操纵下冒着乱伦的恐惧主动勾引公爹，情欲的力量彻底战胜了封建伦理教化。她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被封建道德、生命原欲和五四精神合谋绞杀的，她具有莎士比亚式性格悲剧的特征。这个人物的设置现代而前卫。她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清晰而合理，是文本的一大贡献。苏童笔下的颂莲、祖母蒋氏等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她们的性格没有发展，是由作者给定的。张炜的女性观似乎还在母系时代，含章、美蒂等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意志力源自于母性或丛林（野地）。男性总是心安理得地躲在女性的羽翼下，成长或思考着，然后在女性油尽灯枯时拯救世界。而叶兆言的《后羿》竟采用了同样的叙事模式。
田小娥是一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反抗者。她反抗社会强加给她的非人的婚姻，想拥有男耕女织的小家庭和年貌相当的丈夫。但她并不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还主动按照乡约族规要求自己。其性质类似于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她只要做人的基本权利。
死前，她从未想过对抗社会；死后，她先后给婆婆、仙草、白孝文等托梦或显灵，为自己伸冤未果，才化为厉鬼报复社会。她被当做“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最淫荡的一个女人”，剉骨扬灰镇压在六棱塔下，灵魂永不超生。
她不甘做郭举人的性工具，与黑娃由性而爱，最终组成家庭。后与鹿子霖、狗蛋、白孝文发生过性爱纠葛，黑娃因她被家族抛弃，白孝文因她由家族样板堕落为乞丐，鹿三杀她消除祸患。人们对她进行道德审判时，潜意识中还有嫉妒和怨毒，她罕见的漂亮和妖娆的体态使男人们充满性幻想，郭举人家的长工几乎每晚都伴着性幻想入眠，她成为女人们最危险的假想敌，她的身体像罂粟一样让原上人迷醉，不安。她与黑娃的日月，与白孝文的婚内纵欲和兆鹏媳妇的独守空房形成对照。白孝文被她诱惑，兆鹏媳妇对她嫉妒羡慕鄙夷。她成为家族的公敌，以致死后没人说她好。
她借鹿三之口申诉，质问白嘉轩。初到白鹿村，她克尽妇道，热切地想要“学为好人”，白嘉轩从族规出发拒绝了他们，她被打入另册。他从封建礼教出发，认定田小娥是祸水、烂女人。她后来参加农会、与鹿子霖淫乱、勾引白孝文等行为，更坚定了白嘉轩的决心。在封建社会，有过“性越位”经历的女人，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萨特说：“他者即地狱”，对白嘉轩和白鹿村来说，田小娥是他者，她是现存秩序和家族观念的他者；对田小娥来说，郭举人、白嘉轩所维护的社会是他者。他们互为地狱，但小娥注定失败。
文本中，田小娥“毫无抵抗地顺从了鹿子霖的淫欲”曾引发争议。鹿子霖趁火打劫是她预料中的事，在随后的交往中，两人竟产生了患难与共的感情，并结成了短暂的利益联盟，共同对付白嘉轩，成为家族斗争的工具。白孝文被族规惩处唤起了她的良知，她以身体和性温暖他。在性的欢愉中，他们成为相依为命的一对苦人。两个家族弃儿结成同盟以对抗家族统治，性和鸦片成为斗争工具，以放纵堕落抗拒封建礼法注定失败。白孝文出走，田小娥被杀。为了生存，田小娥先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结盟，都是情势使然。在白鹿村，白嘉轩是家族的保护神，但小娥被排除在外。鹿子霖是唯一肯跟她合作的人。女人也不是上帝，她需要有人承认、关心、支持，甚至利用。从生物学上说，被异性追求爱慕需要是生物体生命价值最直接的体现。鹿子霖和白孝文对她身体和性的痴迷，给了她生存的勇气和力量，使她能屈辱（文本中是“不要脸”）地活着。
进祠堂接受惩戒前，田小娥从未将白嘉轩当做“对手”，她的反抗意识产生于鹿三用梭镖刺穿她胸膛的瞬间。或者说变成厉鬼后，她才具有了反封建的战斗性和清醒的斗争意识。靠对手活着，在田小娥这里解释不通。她只是用男人对她的性需要来印证自己的存在。她的生命轨迹大致如此。她的生命或许微贱，但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现实性。小娥遭到质疑的另一原因是她和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都曾产生过性的欢愉，有人以此认定她是“性欲狂”，这是一种典型的假道学和男性中心。如果女性和丈夫之外的男性产生性快感是罪恶的话，那么《廊桥遗梦》、《花样年华》等都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五四时期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许多女性都有“婊子”之嫌。
李吟咏说作者塑造田小娥时，“始终是一个忠实于历史生活而缺乏自由理想的‘黑暗的写作者’”，尽管他“知道一个受侮辱受损害又有着热烈性欲的女人有可爱之处，但他宁可忠实于历史再现乡村中国的‘女人形象’，而不愿展开自由的翅膀为受伤的女人找到一种生存的安慰。”作者没有拔高人物，也没有为她指出一条出路，那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宗法制农村确实没有出路。田小娥就是一个真实纯粹的历史存在。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最合乎逻辑的生命轨迹就是那样。在郭家和白鹿村遭遇“冷暴力”，她死后才意识到悲剧的根源。白嘉轩跟她没有个人恩怨，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公心，而且光明磊落。他恩威并施要黑娃舍弃小娥，却从未面对她。吴玉贤犯错，婆家长辈也未当面训斥田小娥，而是由娘家惩戒。郭举人悄悄休掉小娥而未公开责罚，让她面对父母愧疚自责，使她预想中的反抗失去对象，这种处世之道依然在关中农村延续着，实质是伪善。田秀才倒贴银元嫁出女儿，就“像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可见其家庭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但他毕竟给女儿留下了生存的希望。被鹿三净身出户，而不至露宿荒野全靠田秀才，所以白嘉轩说鹿三不该杀小娥。小娥的声讨使村人们一片唏嘘，怨恨白嘉轩主仆者大有人在。小娥从未想过对抗社会，她只想要一个家，一个丈夫。爱情，她或许从未奢求过。作者似乎也无意让田小娥承担新人建构的使命，他只想写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正常的性欲的剥夺”达到了何种程度。
鹿三冤魂附体是他内心痛苦与恐惧的外在表现。公公杀死儿媳是违背伦常和禁忌的“弑亲”行为，鹿惠氏临终的责问使他精神崩溃，产生幻觉。而仙草临终时见到田小娥，或许是兔死狐悲式的“移情”，由小娥的悲惨命运联想到“忤逆”的女儿。两人对小娥惨死景象的描述不是鬼神灵魂相通，而是合理想象。或许鹿贺氏曾尾随鹿三并成为小娥之死的目击证人，她在瘟疫折磨中死去，潜意识中也许是为丈夫赎罪；仙草知道小娥的死状并不稀奇，因为小娥的尸骨和窑洞是白孝武带人掩埋，而白孝文曾扒开黄土钻进窑洞，从她手腕上撸下一只石手镯珍藏。原上罕见的漂亮女人竟然带着一只石质的手镯，这个细节很有深意，它证明小娥从没有将身体和性作为换取钱财的手段。人类历史上，性经历了从神性、人性到工具性的转变，但在田小娥这里，性只是人性的，发乎性情，“不”至乎礼义。
冷大小姐是五四新文化的牺牲品，她是白鹿原上最凄惨的女人，她是生命价值倒置的典型，除了没有得到丈夫之外，她物质生活优越，拥有体面的社会身份，她所受压抑也最深重，反抗也最艰难最惨烈最畸形最变态。20世纪上半叶，她们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属于标准的传统女性。她的生存境遇比田小娥更加艰难，从小受到严格的规训，又处在族权和双重父权的压制下，加之她自身对封建礼教的认同，使她的性压抑没有宣泄与释放的渠道，转而向内施诸于自身，压抑越久越强烈越变态，最终以困兽之斗的方式爆发。鹿子霖酒后失德诱惑了她，原欲冲破了乱伦的禁忌，使她疯狂。鹿子霖终究没能冲破乱伦的禁忌。她在村里四处撒疯，渲染她和鹿子霖的丑事，被冷先生毒杀，挽回了鹿冷两家的体面。白嘉轩对此事，态度暧昧，只建议给冷大小姐“治病”，而不探究病因。冷先生只得“挥泪斩马谡”。后文他建议白嘉轩让孝义媳妇去一趟棒槌山，借种成功孝义给他送礼，他为救白嘉轩摘去其左眼等，似乎在隐喻着什么。
饶有意味的是，她的性痴狂和孝义媳妇的借种都发生在田小娥被镇压之后，严厉的族规显然无法压抑人的原欲田小娥，她们飞蛾扑火般的反抗焚毁了自身，也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撕毁了封建道德伪善的外衣，暴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孝义媳妇“借种”白嘉轩授意或默许的，维护了家族的体面，她的“性越位”是“大孝”。白嘉轩“闲时研究过白鹿村同辈和晚辈的所有家庭，结论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他曾夸孝义媳妇为完美媳妇，“既有教养，而且要稍微活泛一点”，却没能挽回孝义一脉绝后的厄运。孝义是文本中最后一个农民，这一情节的设置预示着传统的农民和农耕方式已走向末路。
朱先生好女人的标准是“刚柔相济”，“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他和朱白氏的婚姻是媒妁之言与一见钟情的结合。他说“男人眼里难得一缕柔美，而女子难得一丝刚强。”白灵和黑娃的第二任妻子高玉凤也是这样。他说田小娥“媚气太重”。但黑娃却在婚礼过程中先后5次想起田小娥，眼前还闪现出“小娥那张眉目活泛生动多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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